嘉庆皇帝为清朝劳了一辈子 嘉庆最后为什么还是一个失败者
对嘉庆皇帝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嘉庆皇帝为国劳了一生,为什么最终却是个“失败者”?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乾隆帝举行禅位大典,颙琰即帝位,是为嘉庆。乾隆帝亲临太和殿授传国玉玺。嘉庆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嘉庆暂时居住在毓庆宫,并颁诏天下,赐宴宗籓。一直到了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崩了,嘉庆才开始亲政。
嘉庆皇帝在位二十多年,因为,政务颇多不顺,所以,嘉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总是感到痛苦、迷茫、愤慨。在种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嘉庆曾一度心灰意冷,几次想撒手政权,退居幕后专心享乐。但是,嘉庆终究没有这么做,直到他驾崩的前一天,仍然伏在案上忙于理政。
实际上,嘉庆的努力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一种建立在“精神疲惫”上的勤奋。嘉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越努力,国家形势越糟糕,而形势越糟糕,他就必须更努力,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嘉庆严守祖训,每天清晨钻研《圣训》和《实录》,从历朝历代的君王身上寻找救国之策,却始终没有取得成效。到了后来,嘉庆已经对国家形势绝望,所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从外人看来,嘉庆仍励精图治,每天早起晚睡,忙于政事,一刻不得闲。然而,此时的嘉靖的思维已经僵化了,他再也不会动脑思考,照搬《实录》中的治国方针,“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老祖宗们提出的方案,嘉庆都原封不动如法炮制。到了晚年,嘉庆已将“法祖”和“守城”树立为执政信条,每天按照祖宗的典章制度办事,固守自封。
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琏家中的仆人犯了错误,被礼亲王囚禁在私室内,严刑拷打,极其残。嘉庆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审问了礼亲王,查明相后将其削去爵位,关押进宗人府。几个月后,嘉庆照例翻阅《实录》,发现康熙年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平郡王纳尔图骄纵跋扈,无缘无故打死平民,又折断了两个无辜百姓的四肢,当时康熙是如何处置平郡王的呢?
削去爵位,但是,并未将平郡王收押。
于是,嘉庆觉得:礼亲王的罪行平郡王轻得多,不应该受到监禁,所以“敬承家法”临时改判,释放了昭琏。
嘉庆二十四年,文颖馆莫名其妙地走水,所幸火情并不严重。此前曾发生过天理教趁火灾混入紫禁城行凶的案例,们吸取了前车之鉴,害怕有歹人会趁虚而入对皇宫不利,并未打开宫门请卫兵进入大内灭火,们自发组织救火,没过多久,就将火势扑灭了。
照理说,们的反应速度很快,并没有让火灾蔓延,且杜绝了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嘉庆应该嘉奖这些。然而,几天后嘉庆在早读中再次从《实录》中找到了老祖宗关于救火的规定:乾隆时期,皇上曾颁布诏书规定,但凡内宫出现火灾等意外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打开宫门,让值守在宫外的卫兵参与救火。
就这样,嘉庆根据《实录》上的记载,追查了当值守的,连守门的侍卫一概受到牵连。
可以说,就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照章办事的原则,使盛世之后的大清迅速衰落,嘉庆也在浑浑噩噩中走向衰老。
同样是嘉庆二十四年,孔子第七十三代后人衍圣公觐见嘉庆,并将几天内的行程全部记录下来,让我们能够通过衍圣公的记载看到嘉庆晚年的精神状态。
衍圣公刚刚见到嘉庆,皇帝就说道:“朕打算去曲阜,可朕又不能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山东的水患已经蔓延到临清了,这该如何是好?朕的确没有办法。孔庙是近几年新修的,如果,朕现在没法去曲阜,那么,几年后孔庙又会变得破败不堪,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过了几天,衍圣公向皇帝辞行,嘉庆又提起去曲阜的事,语无伦次地对衍圣公说道:“朕登基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四年,始终没能去祭祀孔圣,朕总觉得不能缺了这场大典。朕早年虽然跟随先帝去过几次,但毕竟不是朕亲自去的,算不得数。朕去山东虽然容易,但路上有许多难处,水路较难走,旱路也较难走。你看现在山东水患这么严重,山东的民情想必也不好。没办法,了不得!”
一口一个“不能”“如何是好”“没办法”“了不得”,似乎这些已经成了嘉庆的口头禅,语无伦次焦头烂额的慌张之态显露无疑。
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皇帝来说,不清醒的头脑就是一种折磨。在嘉庆即将撒手人寰的时候,他表现出的竟不是对大千世界的眷恋,而是放下一切的轻松。从嘉庆登基之初的励精图治,到谢幕时的糊涂昏庸,嘉庆帝王生涯的滑落曲线令人唏嘘。
在盘点嘉庆职业生涯的过程中,史书给了我们四个字“嘉庆中衰”,嘉庆辛辛苦苦二十年,竟成了“康乾盛世”与“战争”的过度。正是在嘉庆皇帝糊涂的政策中,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覆灭的关键步骤:从乾隆晚期懒政,导致的癌细胞侵入国家的机体,嘉庆在治国过程中病急乱投医,标本兼不治,到了嘉庆晚期国家机体已病入膏肓,种种弊端像并发症一样全面扩散。国家困顿,百姓贫穷,大清帝国在无形中耗空了精华,沦为风中残烛。
所以,我们不能将太多的过错归咎于道光、慈禧,毕竟,当时的清朝的溃烂已由外及内,只能任人宰割。
嘉庆劳了一生,却被作为失败者被流放到历史的荒漠中。嘉庆失败的原因,正是嘉庆始终以“法祖”为信条,却违背了“法祖”最根本的核心。清朝不乏有雄才大略的明君,他们一向贯彻的原则是“现实精神”和“超凡的勇气”。
皇太极曾说过:“凡事最重要的莫过于务实。”雍正也曾提到:“本朝崛起于关外,一天下,所仰仗的唯有‘武略’和‘实行’。我族从未崇尚虚文的粉饰,采取的一切政策全都符合历代明君的经验,没有丝毫不及之处。由此可见,实行的重要性远大于虚文。”
努尔哈赤和多尔衮之所以能将满人从白山黑水带到中原腹地,完全是他们的思维不受传的束缚,一切本着现实的角度出发,活学活用,这才奠定了满清数百年基业。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因为受到现实精神的指引,这才出现了持续上百年的盛世。
在此期间,政策不拘于形势,时刻创新,使国家生机勃勃。这种充满先进意义的进取精神,不断成长、修正,最终趋于完,使大清王朝繁盛百年。康熙与乾隆都曾高举“法祖”的大旗,可他们“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祖先们的现实精神和敢于拼搏的勇气。
嘉庆效仿先人,高呼“法祖”的口号,然而,他却并未领悟到“法祖”内核。嘉庆畏惧失败,首先便失去了祖先们敢于拼搏的精神。而且嘉庆过度依赖《实录》,同时失去了现实精神。一个不敢经历失败,不敢让国家的弊端体现出来的皇帝,注定是一个庸人,无法成就大业。
若单以固守教条这一点将嘉庆帝评价为昏君,这种评价并不准确,嘉庆的许多精神品质还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某年盛夏,提督杨怿入宫觐见嘉庆,嘉庆原本在室内摇着扇子驱暑,见杨怿满头大汗地站在一旁,便默默地收起了扇子。由于朝廷规定,大臣们不得在皇上面前摇扇纳凉,所以,杨怿被热得几近中暑。嘉庆为了体恤杨怿,便收起了扇子。要知道,嘉庆不同于杨怿,是个身宽体胖的人,一段时间没扇扇子,嘉庆热得汗流浃背,却始终没抱怨一个字。这件事让杨怿倍受感动,回到家后立马将皇帝的恩德写在记中。
许多大臣年事已高,步履蹒跚。乾隆觉得老臣们每天走路辛苦,便准许老臣可骑马上朝。嘉庆继位后,又加了一条,那就是不会骑大臣可以乘着轿子上朝。这样的安排非常人性化,因为满汉文化的不同,满族大臣自幼学习骑射,就算年事已高骑术却丝毫不减当年;许多汉族大臣从未接触过马匹,不擅长骑术。有了嘉庆的特许,老臣们再也不用担心上朝行路难的问题。这算是嘉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创新政策,可却是于国事无补的一桩小事。
嘉庆在位时,曾有大臣想调兵将叶尔羌的玉石运往皇宫,这件事让嘉庆大为光火。他觉得:将士们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不是用来运货的。紧接着,嘉庆还禁止大臣将玉石送进京城,并命人将那批叶尔羌的玉石全部丢掉。
从上述这三件事来看,嘉庆既仁慈又节俭,为何成不了明君呢?嘉庆生不逢时,在千年不遇的动荡面前,想要挽国家于倾颓,需要的并不是仁慈和节俭,而是敏锐的嗅觉、进取拼搏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风格。可惜,嘉庆并不具备这些素质,所以,才会背负“嘉道中衰”之名。
大清王朝最大的悲哀,就是在国家最危机的时候,身居高位的不是果决的实干家,而是一个平庸的老好人。
参考资料:
【《清史稿》、《清实录》、《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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