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有什么影响？是宋朝灭亡的正原因吗？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变法革新，从指导思想到目标方针，从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骤，都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宋朝为什么会灭亡?有很多人将账算到了王安石头上，认为是王安石变导致了宋朝灭亡!虽然由于呼唤改革的时代潮流等因素使得王安石声势大涨，他还获得过“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之誉。但是，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却是以负面居多。

　　首先，早在宋朝推行变法之前，就有很多名人言之凿凿地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国家变乱：如宰相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副宰相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quot;

　　其次，“靖康之变”发生后，不少人宋人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国家灭亡。杨时说：“今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朱熹说：“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嗣虐，流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罗大经说：“国家一之业，其合而遂者，王安石之罪也。”

　　最后到了近代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是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宋朝灭亡，如林语堂说：“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于金人。”

　　那么，宋朝的亡于王安石变法吗?

　　应不应该变

　　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百年，积弊深，官员、军队数量及各项开支激增，财政入不敷出，“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国内危机益严重的同时，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威胁及勒索。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气盛，迫切希望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

　　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对于朝廷面临的危机，很多朝臣都有变革的希望。富弼说：“恐须以渐厘革。”甚至边被视为保守派头子的司马光，以及中间派的代表苏轼等人也主张变革。所以变法，不应该是王安石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应该怎样变，由谁来领导变法的问题。

　　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怎样。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即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治。在为时十五年的变法实践中，“富国强兵”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强兵措施加强了军事力量，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是，“变法”也弊端百出，如导致国家经济制度的：直接入市“敛财”的行为，了游戏规则。本来应该是经济活动中的“裁判员”，直到规范、监督市场行为的责任，可是按照王安石变法措施，直接进入市场“与民争利”，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虽然短期促进了国家财政收入，却扰乱了市场行为，了市场规则，紊乱了监督制衡体系，加重了人民负担，导致丛生。

　　特别是王安石急于事功，将财政收入列入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这更是加重了地方官员的行为及对民间的盘剥。所以虽然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理财”上并未出现王安石所预料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情况，由于理财过程中官吏个人意愿及目的、地区差异、、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民户深受其害，加深了对变法的反感，也动摇了皇帝的变法信心。

　　其实如果在今天，王安石的青苗法等赚钱之道可以托给专门的国有企业来推行，通过国家资本的实施减少弊端。可是当时商品经济还未发展到如此程度，直接由官员不顾吃相，入市赚钱，自然是弊端丛生了。对此，历史学家黄仁宇评价说：王安石……所谓“新法”，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王安石适不适合领导变

　　当然，任何变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出现了失误及时改正也就是了。所以，变法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就涉及到用人问题，而王安石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在于——重用邪，缺少人望!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他们怎么不约而同地都反对王安石变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的曹后、高后怎么也加入到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众所公认的臣只有宋宗一朝的丁谓;而变法之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臣。可这些北宋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王安石举荐起家。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最受人诟病之处的地方之一。如果用人不当，即使是好经也能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所以变法的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同样是变法，范仲淹就获得了众多名臣的支持，王安石却为什么落得众叛亲离?这与王安石执拗的性格以及变法中采取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变法态度有关。欧阳修对变法不满，王安石批评他“修擅附流”，导致欧阳修未到退休年龄就告老还乡;韩琦对变法有意见，王安石骂他“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吕公著对变法提点意见，王安石把他作“四凶”，罢官了事;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反对变法，王安石也就对他大力打压。

　　一时间，“欧阳修归隐临泉、韩琦告老还乡、司马光罢官著书、范镇辞职不仕......”，王安石把能得罪的名臣得罪了个遍。为了变法，王安石可谓六亲不认，蛮够拼的，著名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深刻代表了王安石此时的变法决心!

　　但王安石这种变法态度导致的结果就是小人纷纷上位。只要表示坚决拥护新法，盲目推行新法的，不管品行如何，都成了王安石重用的对象。邓绾说：“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很多投机家，纷纷利用这一捷径来飞黄腾达。到最后，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变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吸干了地方一切的财政资源，专给士大夫和皇室享用，其带来的恶果西汉的桑弘羊更甚。虽说这些人使王安石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王安石在用人上确实难辞其疚!

　　所以，王安石并不是适合变法的选。对于王安石性格上的褊狭偏激，不少人都有认识。宋仁宗批评他不近人情;宰相晏殊在王安石刚踏入政坛时意地提醒他“能容于物，物议容之”。崔鶠说：“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苏东坡曾建议曾公亮劝宋神宗不要任王安石这种性格的人为相，然而曾公亮认为皇上与王安石是同一性格的人，无法改变这种任命苏东坡也曾有针对性地劝告宋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些话曾使宋神宗有所触动，但他苏东坡却随即被王安石手下支开。

　　对此，蔡东藩评价说：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

　　王安石变法对负有责任吗?

　　宋朝，直接亡于宋徽宗父子与其带领下的蔡京、高俅等人的瞎折腾。老百姓讥笑他们说：“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
蔡京
，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尤其可笑的是，在金兵攻城之际，宋钦宗相信江湖神棍郭京之言，开城门令“六丁神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quot;出战，导致敌人入，是可惜了周世宗千辛万苦营建的这座号称固若金汤的开封城。

　　但究其原因，宋徽宗这个荒唐的皇帝为何能上位。宋神宗的皇后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难辞其咎。那么，不是说什么宋朝号称“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大臣为何不争?章惇争了，他说：“端王轻佻，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不仅无力阻止太后，反而被曾布指责为：“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章惇与曾布都是王安石提拔的变法派人士，章惇虽然被列入臣传，但他提的意见却是正确的，可惜变法派内部人士内讧，无力形成一意见，意让宋徽宗上位。但是，即使大臣团结，就能阻止皇权吗?未必!但是，大量逢君之恶的臣子出现，确实加快了宋朝走向灭亡。

　　对此，王安石是开启的作风是难辞其咎的!这是因为他在变法中实行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风，极大地加强了权力向宰相及皇帝集中，大臣所拥有的对抗君权的权力及作风江河下，积累下去终于一发而不可收。宋朝终于在昏君佞臣的带领下加速沦亡。朱光庭说：“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说：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所以王安石对北宋灭亡所负的责任就在于对制衡制度的!这是由王安石和宋神宗这一对性格同样急躁的君臣共同完成的。神宗之前，台谏和宰相互相制约。宰相稍微有一点点过错马上就被，因此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宰相一旦受到，立刻就要在家呆着等待圣旨，不能继续办公。这样宰相根本没有犯大错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因为台谏的阻力太大，于是开始选用宰相的人当台谏。这样宰相不再有制约，就形成了权臣。权臣为所欲为，就是臣。因此宰相对台谏的控制才是宋朝衰亡的根源。神宗之前少臣，神宗之后多臣的这个局面，与宰相控制台谏，了以往有效的制度有密切关系。南宋时候之所以权臣相依然层出不穷，北宋更多、更有权力了，原因也在于此。

　　举例来说，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标，青苗法就推不动;一下指标，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不顾一切。最后的结局就会造成。我们可以假设，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王安石上台，司马光监督;司马光上台，王安石监督，那他们推行改革时不大刀阔斧，而是小心谨慎，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及文章非常好，但是他褊狭执拗的性格及一意孤行的态度确实不适合做宰相：王安石的变法，在上，权力向中央高度集中，了宋朝的相互制衡的制度，为臣及昏君的主政铺平了道路，为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在经济上，直接入市赚钱，了宋朝自由发展的经济制度，为官员的贪腐、吏治的败坏、人民的困苦及市场的弊端造成了影响，为变法的反对者提供了口舌。

　　具体来说，上，用人不当，使得很多趋炎附势的佞小人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而这些人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的幌子为自己谋求利益;变法本身存在极大弊端，被污吏利用，成为其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经济上，具有极大纰漏的新法加重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失去民心。

　　当然，变法所集中的权力如果一直在明君贤臣之手，即便如宋神宗及王安石的手里也无所谓，但是一旦落到昏君佞臣之手就危险了。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好的情况，还要考虑到万一发生的不幸的情况。而后来宋朝果然出了宋徽宗及蔡京这样的昏君佞臣，而朝廷又失去了制衡他们的力量，北宋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王安石变法如果不发生，宋朝逐渐死亡;王安石变法发生后，宋朝加速死亡。王安石变法采取的手段只能当作救急药来吃，用于战时经济则可，用于长期制度则非。

　　所以，说宋朝的亡于王安石变法，这不免有些夸大，但王安石确实对宋朝灭亡负有一定责任，如用人不当及争盛等对国家制衡体系的等。外敌环伺之际，强行变法，撕，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司马光说：“人言安石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说：“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些评价可谓公允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