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的一段暖心往事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我们关注着每病人数字的变化，心像被拉紧的弦，紧绷着，但不时也有暖流涌入：友好国家的帮助，人民诚的关心，抗疫物资的援助等等。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千里鹅毛寄深情。无论是近邻还是远友，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们，本应该是守望相助的。

　　当我看到全副“武装”的同行组成的中国医疗队急速奔赴欧洲、奔赴意大利的画面时，我的视野瞬间模糊了，38年前的往事也涌上心头。

　　1982年5月10，我那时是北京急救站（急救中心的前身）的一名普通医生。作为中方与意大利商谈合作建立北京急救中心项目谈判的首席代表，我的任务是，负责促成意大利给我方180万美元的贷款的意向谈判，如能谈成，中方也会有配套的资金，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北京急救中心。

　　第一天谈判，彼此都感到不太顺利。次，我仍是充满信心早早地到了二里沟的进出口大楼。突然，遇到了一位熟人，美丽端庄的意大利尼可兰特女士，她与我几乎同时都惊叫起来。她告诉我，“我们要我来帮忙谈一个合作项目，可我今天有事，所以早点来告诉他们，请安排别人。”我心中突然闪亮了一下。

　　现在年过50岁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部电影名为《不是为了爱情》，影片中有一位意大利女主角的扮演者就是她，尼可兰特。她毕业于威尼斯大学，中文学得很好，后到中国就职，边工作边学习，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中文，文字能力也很强。我无缘看过这部电影，当然更与她无甚交往，但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北京名中医关幼波大夫家中与她相识。她身体较弱，相信中医，所以平常用一些中药，她喜爱中华文化，知识面较广又肯学习，所以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这样就成了朋友。

　　寒暄过后，我说你今天多忙也要来作这个项目的谈判翻译，你了解我的职业和思想，你也了解中国现在要发展急救医学事业，这个急救中心项目在中国是个首创，也是我一生追求.......尼克认地听着，不时地说，“好，好，我作翻译”。因为无论是以前关幼波大夫的介绍，还是我与她几次谈话，她对我的事业心是颇为了解和肯定的。

　　她十分认负责地充当了我们谈判的翻译，为我们这个项目发挥了远翻译更大的作用。尤其当我说到，“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家，我是一个医生，但我认为间的合作，建立医院的项目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医院外的急救体系正待建立，我想其意义是远远超出合作建立一所医院的，贵国如能帮助我们共同在北京建立急救中心，意义巨大”，她频频点头，用娴熟的意大利母语，深情准确地表述了中方代表的内容与思想。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将近8个小时的谈判，远远超出了原定计划的内容。

　　1982年 中意商谈共建北京急救中心事宜。图为中方代表李宗浩（右）与意大利翻译尼可兰特女士（左）

　　谈判临结束时，意官员突然说了一句话，“您为什么提180万美元而不是800万美元的方案呢？”我以为是听错了或是尼可译错了，但她兴奋地朝我点头，意思是没错。对方接着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更需形成像你所说的急救体系，同时项目中还应有互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180万美元是不够的。当我们走出谈判房间，我对她说了一句我终生不忘的话，“尼可，妳是20世纪的马可波罗呀！”

　　当晚，我敲响了北京市长、卫生局长家的门。不久，负责整个中意谈判的时任中国经贸部外资局局长（后来曾任中央局、副）等领导同志很高兴地听了汇报。岚清同志说，这个急救中心不仅是个医疗项目，它更是一个面向全北京市，面向首都的急救体系项目，对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人都有关系，都能受益，更是为中国现代化急救体系开创了第一个项目。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而且这个180万美元的贷款很快谈成了800万美元的意大利的赠款项目，规模急剧提升。不久，领导嘱咐我起了“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书”，明确提出了我国“通讯灵敏、指挥有效、抢救及时、技术先进”的急救体系理念和资金使用的分配原则。

　　随之，意大利对我国医疗卫生项目更加重视，并考虑在重庆也建立相关项目。此后，中意高层及学术界的活动也频频开展。

　　后来，尼可兰特离任回国。在她离京前，特地邀请了意方这个项目之一的安娜与我们认识。1984年，北京急救中心破土动工，时任意大利议长科西嘉先生（后任意大利总）出席。意大利的高层，把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急救中心，视为促进发展两国人民友谊的“寒暑表”。

　　当时，意大利帮助中国建立急救中心的项目在欧洲反应很大，德国的空中急救总部（DRF）及德国也很关注，愿意帮助中国建立空中急救。随着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急救中心建立，我国的急救医学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国际主流急救领域。

　　每当回忆往事，我总以一种职业的敬重感，怀念意大利和人民对我们的帮助，人类就应该互相帮助、友好相处，我总情不自禁地记起在一首词中的一句话：“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系我国资深急救医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