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从《春秋》中体会出了什么？仁义之法是什么？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他提出“罢黜百家，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正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长达两千多年。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儒家思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故称“孔孟之道，以仁、义为其中心内容，又称仁义之道”。仁义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仁，从人从二，说明有两个人オ有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原来专指血缘关系，所以叫做“亲亲为仁”。对自的亲属亲近，就是高尚的道德。根据这种观念，西周初年就将土地划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块，分给姬姓亲属去治，建立了封疆土，众建诸侯的一种“封建”制度。只有少数土地分给功臣和圣王后代

　　仁义之法

　　亲属中主要的有父母兄弟，对父母是孝，对兄是悌。所以，孝悌则是最根本的美德。《论语学而篇》载有若的话:“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正是反映了这种观念。许慎《说文解字》:“仁，亲也。”也是这个意思。《孟子告子下》也有“亲亲，仁也。”的说法。这是从西周以来的传说法，也是反映当时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

　　重视亲属，称之为“仁”，“仁”因此成为高尚道德的名称。春秋时代，时局有了很大变化，各诸侯之间战争、结盟、吞并兴衰存亡的事件不断发生。有些人把保存诸侯国、振兴诸侯国，作为奋斗的最高的目标，于是，为国、利国，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最高尚的道德。齐桓公兄弟残，管仲背主事敌，虽然都违背了亲亲的原则，但能振兴齐国，成为春秋一霸，为后人歌颂。

　　孔子对管仲的功业就很赞赏。他说:“桓公九合诸，不以兵车，管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诸候，一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帮助齐桓公振兴齐国，匡正天下，人民到现在还享受他们功业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还过着夷狄那样野蛮的生活，披头散发，衣襟还向左边开。

　　鉴于当时战乱时代，为了不被奴役，就要以国家的名义来团结国民。有识之士提出，高尚美德(仁)有两种:“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一种是传的道德，爱亲，即亲亲;一种是新的道德，利国。国家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土地是死的，需要人民耕种、保卫。人民是三宝中最宝贵的一宝。为国，就要保护人民。“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能保护人民的人就可以为国王，谁也挡不住。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仁者无敌”。

　　从西周亲亲为仁，到孟子的保民为仁，中间孔子起了转折的作用。孔子一方面按传观念讲亲亲，一方面讲“仁者爱人”。亲亲即爱亲。从爱亲到爱人，是爱的推广过程。墨子所谓“兼爱”，孟子所谓“推恩”，都是这一思想的发挥和发展。《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则是这种爱人思想发展到了极高的境界。它与资产阶级的“博爱”号、无产阶级的理想，都有相通之处。

　　董仲舒继承儒家仁的思想，仁是爱人，不是爱自己。所爱的人与自己有亲近的血缘关系，推广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那里去，再推到外国、四夷那里去。他认为:“推恩者，远之而大”，“王者爱及四夷”。爱，推广到越远越伟大。王者要将爱推广到天下的各个边远的地方去。“远而愈贤”是董仲舒讲“仁”的一个重要特点。

　　予董仲舒讲“仁”，讲“爱人”，并不是用同样的爱心爱全天下的一切人。爱是有区别的。孔子的爱人有亲疏远近的区别，孟子也有明确的区别:“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在孟子的思想中，爱物、仁民、亲亲是三个等级。圣人虽然爱所有的人，但是最急需爱的是“亲”和“贤”。急于爱贤，是孟子的新见，反映了战国时代争夺人的现实。

　　在“亲”和“贤”的关系上，董仲舒提出:“德等也则先亲亲”。道德不同，“皆以德序”，都按道德的高低来排顺序。道德相等的情况下，先照顾自己的亲属。同样是亲属的情况下，以贤者为先。所以，“周之子孙，其亲等也，而文王最先。如果没有突出贤者，“亲等从近者始”，从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开始。

　　很显然，董仲舒既继承传的宗法思想又继承了孟子的急亲贤的思想。同样是亲属，以近的、贤的为先，同样是贤者，以亲者为先。没有亲缘关系的，都按道德排顺序。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代，至今仍被中国多数人所认可。例如招工，技术相同的情况下，招了有亲属关系的人，群众没有意见。又如提拔干部，能力和道德相等的人，先提有亲属关系的人。群众激烈反对的是:招了技术低的亲属，而技术高的人落选。德才兼备的人被排挤，而缺德少才的亲属受到提拔重用。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义，本来意义很复杂。在儒家的思想中，义是合理的行为也是当时的一种规范。儒家讲义，就是要求人们都按义的原则处事，待人接物。，孔子重仁，墨子贵义，孟子并提仁义，而实际上，仁义是一对矛盾。这一点很早就有人发现了。《礼记表记》中说:“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这两句话要深入思考才能体会出意思来。如果举一些例子，也许就较容易理解。“仁之实，事亲是也。”义是强调尊卑长幼贵之类的等级差别关系的。

　　厚指重视，薄指轻视。重视仁而轻视义，关系亲近、亲呢，但失去尊严。重视义而轻视仁，尊严是有了，但人得可敬而不可亲。例如有的人在处理上下级间的关系上较随便，要求不严格，没有尊严，氛围也缺乏严肃性，如西汉李广带兵。同时代的程不识不是这样，他要求严格，纪律严明，“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队伍组织好，行动整齐，有人轮流值班，军吏认详细记录部队重要情况及赏罚问题。

　　可以说，李广是“亲而不尊”的典型，程不识是“尊而不亲”的楷模。士兵“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说明士兵喜欢“亲而不尊”的首领将军。李广后因耻对刀笔吏而，终生难封。而程不识升为太中大夫。可见，朝廷重用在群众中属“尊而不亲”的将领。这个例子说明仁义是矛盾的，但又是互补的。李广治军简易，时有不可行。程不识治军繁琐，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紧张太过，亲密不够。长此以往，部队的战斗力会受到削弱，而士兵的创造性、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

　　董仲舒对仁义的对立作出新的解释，他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他认为，仁是指爱人，义是指纠正自己。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这就是他的仁义法，是对儒家仁义思想的发展。后人对这种发展的意义认识不足，有的说他在训诂上闹了大笑话，有的以为他歪曲儒家思想。实际上，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训诂上，他都是有根据的，正坚持了儒家的基本原则。后人的批评多属研究偏颇而产生的误解。

　　首先，董仲舒讲仁在爱人不在爱我，完全符合儒家思想。他说:“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只爱自己，不爱別人，任何儒家都不会承认他是仁者。例如，春秋时代有一个晋灵公，他让诸位大夫去拜见他，他在台上却用弹丸弹射他们，使他们东躲地逃避，出现很多狼狈相，晋灵公因此很开心。这是以作弄人来取乐的恶作剧，是不爱人、只爱自己的，算不得仁者。

　　另一次，晋灵公要吃熊掌，叫一个膳宰(炊事员)给他煮熊掌。熊掌难熟，而晋灵公馋得很，等不及，就把未熟的熊掌拿出来吃。不好吃，不怨自己心急，却把膳宰了。董仲舒说:“晋灵公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然而不得为淑人者，不爱人也。……不爱奚足谓仁?”不爱人，连淑人都不够格，还怎么称得上仁人。淑人指好心良的人。

　　其次，董仲舒讲义在正我，也完全有训诂上的根据。墨子讲:“义者，正也。”儒家也有这种说法，如说“仁以受之，义以正之，如此治行矣。”这就是说，训义为正，是有道理的。训义为我，也有道理。从字形上说，繁体“義”，下有“我”字。《说文解字》将义字列在“我”部。另外，义和我，古音都读作“俄”，可以相通。“训话之旨，本于声音。”义训为我，实为达诂，哪有什么不妥呢?汉字三要素:形、音、义。两字如果在形音两方面都有相同者，那么，“其义多可相训”。

　　总之，从汉字训诂上说，董仲舒训义为正、为我、为宜，都是有根据的，所以他说的“义者，谓宜在我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义之为言，我也。”“以义正我”，“义者，我也。”“义之法，在正我。”都没有在训诂上闹笑话。

　　儒家本义

　　清朝乾隆五十年，皇帝命令卢文弨为科举考试出题，卢文弨取董仲舒的话“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命题，让全国赴京参加考试的举人去作八股文。如果“以义正我”在训上闹了大笑话，那么，这一场考试就是考官和全体考生一起闹了全国性的大笑话。

　　从思想上说，董仲舒“正我”也完全符合儒家本义。儒家强调修身正，则是一贯思想，也是一大特点。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作射箭。他说:“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对己严格要求，对人宽厚以待。孔子的“正身”、孟子的“正”，董仲舒的“正我”，思想完全一致。董仲舒还说:“夫我无之，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谓义?”我做不到的事情，却要求人做到。我有的缺点、错误，而又批评人这些缺点、错误。人不能接受这类要求和批评，就由于这是违背道理的。

　　打铁就要本身硬。自己不清廉，却要求下属廉洁，谁肯听他的。自已贪污受贿，却要下属不要贪污受贿，下属也不会听话。自己说一套，做又是一套，怎能要求人言行一致呢?这些都可以作为“义在正我”的注解董仲舒对儒家的仁义作为“爱人”和“正我”的注释，符合儒家的思想。而曲解儒家的仁义，也确有人在他不是董仲舒而是另有其人。董仲舒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营荡)为齐司寇。大公封于齐，问焉以治国之要，营荡对:“任仁义而已。”太公:“任仁义奈何?营对:“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太公:“爱人尊老，奈何?”营荡对:“爱人者，有子不食其カ;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寡人欲以仁义治齐，今子以仁义乱齐，寡人立而诛之，以定齐国。”

　　营荡任齐国的司寇。司寇是主管刑法和的官。姜太受封齐国。他到了齐国，就问如何治国的要领。营荡回答“任用仁义就是了。”任用仁义，是人们的共识，无可非议。但是，姜太公不放心，又进一步问道:“你是如何任用仁义的?”营荡回答:“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尊敬老人。”姜太公又问:“你如何爱人?如何尊敬老人?”营荡回答:“爱人，就是有了不要他参加劳动，用丰厚的物品供养着他，他不必自食其力。尊敬老人，就是说如果妻子岁数大，丈夫要向她跪拜。”姜太公打破砂锅问到底，终于发现营荡严重歪曲了仁义思想。他说:“我要求用仁义来治理齐国，现在你却用仁义搅乱齐国，我必须立即把你了，才能使齐国安定。”

　　姜太公封于齐国，他到齐国以后，确实过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齐国东边的海岛上居住着狂谲、华士兄弟俩，他们立志不当官，不与诸侯来往，自己种地吃粮，挖井饮水，百事不求人，不想出名，不当官不受禄，自己劳动而生活。姜太公到了营丘，听说有这么两个不肯受禄的人，就派人去把他们抓来了。理由是他们俩不肯当官，我没法任用他们。他们自食其力，我没法用赏罚来劝禁他们。如果齐国人都像他们那样，那我还当什么国君?都没有人听我的话。也像匹不能骑的马，不听使唤，留着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就必须除掉。

　　《淮南鸿烈人间篇》和《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始诛》都与此说法相近。《荀子》和《孔子家语》都说:“太公诛华士。”而《淮南鸿烈》说:“狂谲不受禄而诛。”董仲舒所说太公诛营荡，不见于古籍。狂谲、华士是隐居者，而与任司寇的营荡也不相同。关于仁义一词，梁启超说:“仁义对举始自孟子。”实际上墨子已有“仁义”对举的用法。但在西周初年，仁义的对举和诠释，是否都已如此明确，值得怀疑。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战国时代道家、法家之类学者编出来批评曲解儒学原意的儒者信徒的。因此，太公诛营荡，未必有其事。如果战国秦汉时代出现这么个故事，也像谣言那样，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动向。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新旧观念之争。

　　营荡讲仁者爱人，爱的只是自己的，爱的办法却是溺爱，让他自己不劳动，人养活，当吸血鬼。他所谓义者尊老，尊的只是自己年老的妻子，尊的方式却是跪拜而已。而且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夫为妻纲，夫要是跪拜妻子，就乱了纲常，了整个封建的秩序。所以太公说他:“以仁义乱齐。”在营荡的心目中，仁义还是以亲亲为原则。这是传的旧观念。

　　结语

　　太公诛营荡，就是冲破亲亲为大的旧观念。董仲舒讲述了这个故事，却是强调对仁义要有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就是:;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这就是董仲舒从《春秋》中体会出的仁义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