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实的皇权是怎么样的 皇帝想谁就能随便谁吗

　　大家好，这里是为什么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古时候皇权的故事，欢迎关注哦。古时候皇权到底是什么样的?皇帝的权力的是至高无上的吗?电视剧演的是不是的?

　　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里，哪个大臣敢顶撞皇帝，皇帝一声令下“拖出去斩了”大臣就人头落地，好像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想谁就谁?事实是如此吗?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两个明清时期的大案：

　　第一个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通案》

　　光绪三年(1877年)浙江官场因为杨乃武案发生地震，牵连官员从县到省竟达三百人。杨乃武案放在晚清的大背景下就是一个地方官陷害一个老百姓，官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它奇就奇在不仅惊动了慈禧太后，而且还是慈禧发懿旨让重审的情况下，地方官竟然还坚持把冤案办成铁案，最后的结果也只是撤职查办，竟无一人获死刑。

　　浙江余杭举人杨乃武因得罪了当地县令刘锡彤，被刘诬陷与家中帮工葛品连的妻子毕秀姑(人称小白菜)通夫。

　　余杭县衙门虽然连番严刑逼供，但杨始终不肯招供。刘锡彤自恃朝中有人，便把案情上报了杭州衙门，并且贿赂了杭州知府陈鲁，杭州衙门复审时，不待杨乃武与小白菜置辩，马上就大刑伺候，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杨乃武死去活来，终于诬服画押。

　　陈鲁即据犯人供词及人证甘结定案，按律拟罪：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只待走完后面繁复的程序，便可处决。

　　杨乃武的妻子和姐姐杨菊贞不服，上京告上了御状。在大学士翁同龢的帮助下将此事上报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下达懿旨要让浙江巡抚杨昌濬会同刑部重审。

　　重审没有动刑，于是杨乃武与毕秀姑当庭翻供，毕秀姑还供出她被刘锡彤之子刘子翰污，被何春芳(余杭县收粮官)调戏……这次“三堂会审”的各级官员都表示，牵连这么广又爱惜乌纱帽的重审官员，纷纷心照不宣的推迟结案。

　　光绪元年四月，杨昌濬对奉命提审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浙江学政胡瑞澜表示“抖出去，这可就是塌方式了，都抓了谁来干活呀”，胡瑞澜表示那你说怎么办?杨昌濬即刻推荐了宁波知府边葆诚(刘锡彤姻亲，杨昌濬老乡)协助再审，面对白花花的银子和估计应该已经不形的杨乃武与毕秀姑，本着破罐子破摔，会审时杨乃武双腿被夹断，毕秀姑惨遭重口里番剧情，再次屈打成招。

　　当时的报纸《申报》报道了这次重审之后，举国哗然，士绅们怨气很大。

　　于是，杨乃武好友汪树屏等30余名浙江籍举人、生员再次联名向都察院以及刑部控告：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浙江从县一级到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菅人命，瞒上欺下，这天下是大清的天下还是刘锡彤的天下了?

　　翁同龢、夏同直接向慈禧太后表示：“此案如不，则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这个时候，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拱了一次最大的火。翁同龢授意御史王昕上奏：杨昌濬，胡瑞澜为什么如此胆大包天?实在是因为地方官员朋为，欺负朝廷是孤儿寡母。

　　慈禧：......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谕旨宣布杨乃武与小白菜无罪。但死罪可，活罪难逃，你杨乃武和小白菜不守妇道、不知避嫌，该打。杨乃武获仗100，小白菜获杖80。以刘锡彤为首的一干浙江地方官员，全部判处流放、革职查办。杨昌濬虽被革职，但后左宗棠保举，再任浙闽总督。

　　第二件大案《唐闰山夺妻案》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大明王朝也发生了一起大案，涉案的官员包括兵部尚书、刑部尚书这样的大员尽数被诛。令人侧目的是，这起轰动全国的大案起因竟是一则小小的民间婚姻纠纷。

　　事发地位于洪洞县(今山西临汾洪洞县)，一个叫唐闰山的兵痞子向洪洞县令状告一位叫姚小五的人，声称姚小五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媳妇史灵芝。

　　案发时，史灵芝已经嫁给姚小五多年，小夫妻俩幸福地养育了三个孩子，姚小五明媒正娶史灵芝，唐闰山凭什么敢向官府声称史灵芝属于自己呢?原来，唐闰山的哥哥很小时候和史灵芝订了娃娃亲，但几年后唐闰山的哥哥就去世了，史灵芝长大后也就改嫁他人。唐闰山理直气壮在于，根据元朝传下来的风俗伦理，哥哥死后，弟弟有权“继承”守寡的嫂子，因此，史灵芝自然就算自己的媳妇。事情不难弄清楚缘由，难在怎么判，遵从弟娶寡嫂的旧俗还是尊重姚小五史灵芝的婚姻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唐闰山作为一个兵痞到兵部闹腾了一番，最后兵部给洪洞县下了一个命令，要求洪洞县将史灵芝作为军属送给唐闰山。洪洞县令不敢违抗兵部指令。

　　姚小五这下不干了，好端端的媳妇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归属他人，他决定告状，层层上告!案子一直到刑部，当时的刑部尚书也刻意维护这种陋俗，维持了原判。事情最终直达天听，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过问案情，他责问刑部尚书为什么维持原判。王刑部尚书却拿武则天与李世民故事举例说了一通歪理，甚至话里话外还指责皇帝多管闲事。这下把朱元璋彻底激怒了，一帮浑蛋!于是，从洪洞县令到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凡是涉案的官员，全部斩首。

　　看了这两个案子，你是不是也疑惑，为什么明太祖斩得，清太后就斩不得呢?朝代诞生初期和后期皇帝的权力是否一样呢?

　　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

　　作家胡恒说过一句名言“皇权不下县”，这句话精准地表达了皇权的局限性。古时候交通不方便通信不发达，地方的实际情况没法快速反应到中央，所以实际的治阶级是地方官而不是皇帝，而官僚可以让皇帝变成“。

　　隋唐以前是典型贵族，这些贵族子承父业，垄断了权力，皇帝要做事，还要征求他们的支持。到了隋朝隋文帝杨坚创立了科举制才算是打破了贵族垄断权力的壁垒。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从他三征，修大运河可以看出他是想做事情的，皇帝想做事情必定会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支持杨家的关陇贵族，杨广一看不行啊，朝廷的控制权都在这帮人手上，自己很难做事，于是他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科举制，培养自己的势力打破权利垄断，二是下扬州拉拢江浙贵族。朝廷的那些权贵一看这不能，我们把你当大哥你居然想找人替代我们，加上隋炀帝三征修大运河早就民怨沸腾，于是贵族集团干脆推翻了杨家换上了李渊家族做人，李家和杨广还是亲戚。说到底换的只是人，既得利益阶级还是旧贵族。这样的权力结构就是朝廷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事情大家要商量着来。这种格局一直到了唐朝后期，安禄山之乱和黄巢，旧贵族被清洗干净，权利结构才重新洗牌。

　　到了宋朝，鉴于汉朝和唐朝曾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对于武将参政，宋太祖总是有些顾忌和不信任。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宋太祖对文官更加器重，采用了文官治国的行政管理方式。科举制度成为广大士人群体进入治阶层的重要通道，但一个家庭要培养读书人是需要大量资源的，有时候甚至是一个乡的资源去培养一个读书人，这也就导致了考名后，要肩负起为家乡父老“谋福利”的事情，古人说的“一人得道”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谋福利免不了贪，贪就需要和上的伙伴抱团取暖，这也造就了文官利益集团。他们把控着朝政，管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甚至是生死，他们决定着王朝的兴与亡，他们才是是国家正的控制者。

　　文官集团的权力加大就意味着皇权的削弱，此消彼长，这也是后面君臣矛盾的导火索!

　　具体可以从下面四件事以小见大：

　　1 上的妥协

　　明朝万历年间，文官集团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常常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摒弃个人的意志。万历即位时，新皇帝由于缺乏执政经验，需要广大文官集团的辅佐。身居首辅的张居正同时又是万历的老师，年轻的神宗(即万历皇帝)对张居正非常尊敬和信任。

　　张居正力图改变官僚机构作风，提高行政效率，要求非常严厉，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重新丈量土地，增加税收充盈国库，这项措施触及到了官绅阶级的利益，引起文官集团的抗拒和埋怨。在其死后，文官集团的一些人便开始进行大清算，说其骄奢逸，又说其谋权篡位，并在地方搞，迫于文官集团的压力，万历皇帝最终选择妥协，停止改革，并对张居正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抄家鞭。

　　2 家事也不是你说了算

　　如果说张居正事件是上的妥协，那么皇帝的家事也不是由他说了算。

　　如立储之事，万历偏爱皇三子朱常洵而不喜皇长子朱常洛，所以他想立朱常洵。大臣们容身“立嫡立长”的祖宗礼制，一步也不退让，就是要万历立朱常洛，双方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斗争了15年之久。最后，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相继离职，迫于强大的压力，万历最终向文官集团妥协。

　　3 出去旅游也不行

　　皇帝不仅在家事上面妥协，甚至连去哪儿也会被文官集团钳制。明武宗正德皇帝个性极强，精力充沛，富于冒险精神。在位时经常离京，有时甚至一个月都不回来，并有一次御驾亲征的经历，他的这些逾矩举动经常招致文官集团的不满和劝阻。面对群臣的上疏谏阻，武宗不回复、无视之，继续我行我素。当武宗准备南巡时，君臣矛盾爆发。此前已有数名官员上奏，为了皇帝出巡，一百多名官员决定跪在午门外劝阻皇帝此次出巡，最终爆发廷杖事件。一百多位大臣受到廷仗之刑，11名官员被当场打死。付出了11条人命的代价，这次南巡最终被官员们制止了。这种廷杖之刑，像是君臣之间的意气之争，更像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威望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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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权力过大，他产生的原因也在于皇帝为了制衡文官集团加强自己的权利，用宦官去削弱文官集团的权力。相当于皇帝的黑手套，皇帝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做。没有亲戚朋友，所以他们无法结营私，能够认执行皇帝意识，不会像文官一样形成利益集团。如果文官集团不听话皇帝可以直接指挥宦官绕开文官集团做事。这也造就了明朝的能文能武，我们熟知的郑和也是。崇祯皇帝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掉魏忠贤，结果就是指挥不动文官集团，这也为后面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领袖创造制度，随后制度创造领袖。

　　新王朝刚刚建立，需要领袖的强大的权威让上下团结一致，建设新王朝创造制度。随后制度创造领袖。

　　自汉武帝“”罢莫百家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而天子作为国家最高治者，就必须做出表率维护这项制度可持续性。

　　在古时候，维护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是礼，所以皇帝的行为必须在这个框架下。因为皇帝个性行为很可能体制，所以文官集团才不断打压不符合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行为，就连皇帝的行为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印象中无所不能的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喜欢的为太子，甚至死后都不能和心爱的女人长眠，最后只能选择以消极怠工长达28年不上朝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对抗。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有一个疑问，如果皇帝权力这么容易被制约，那为什么汉武帝康熙可以让所有人都听话?

　　其实皇帝权力的大小也分人但像汉武帝康熙这样的猛人几千年才出来几个，想要绝对的权力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以及超高的技巧，如万历皇帝的嘉靖帝天天修道，都能把文官集团玩弄于鼓掌之中，原因在于他精通帝王的“术”。分化与制衡这是帝王常用的手段，但如何把“术”用好，就很考验皇帝的水平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严嵩所代表的“严”和徐阶张居正代表“清流”之争。嘉靖不知道严嵩贪吗?他是知道的，但留着他的作用是因为严嵩明白自己的价值，他能帮皇帝完成皇帝想做的事，所以这也是很多领导喜欢听话的员工的原因。嘉靖和严嵩的关系就相当于乾隆与和珅，他们都需要在文官集团里有一个能办事的白手套，而这些“清流”集团是做不到的。但嘉靖也不会让严无限壮大，所有一边重用严嵩一边提携徐阶，当严做的过头了他就会借“清流”之势敲打严，当清流对严造成威胁的时候他又会站在严这一边，互相敲打，相互制衡，至于谁好谁坏，这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

　　为什么明太祖斩得，清太后就斩不得呢?

　　在王朝建立之初，领袖伴随着极高的威望，这个时候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朱元璋当时手握兵权，而且是采取拉一派一派的方法，自然不会激起激烈的反抗。

　　那么就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开国皇帝都会掉曾经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呢”?这个其实是历史的必然，不论刘邦韩信还是朱元璋蓝玉目的都是一样_“削藩”。国家要想团结安定就必须铲除以功臣自居高级将领，他们手握重兵，对威胁是极大的。而且削藩这种事还必须是开国皇帝做，建国初期还未形成利益集团，这个时候分化瓦解是最优解，如果留给后面的继位者，将是极大的麻烦。如建文帝，削藩最后的结果就是朱棣自己去当和尚了。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功臣这种行为也不算坏事，因为任何功勋特权阶级都是建立在剥削之上。

　　说的有点远，回到为什么明太祖斩得，清太后为什么不能斩的问题上?

　　杨乃武和小白菜的结局要放在争的背景下来看。太平天国被湘军剿灭之后，湘军的势力壮大了好几倍，对朝廷造成威胁。当时著名的”刺马案”就是慈禧不满湘军益壮大，派心腹马新贻任两江总督，来削弱湘军的势力，结果上任不到两年就被一个平头老百姓刺了，朝廷钦点的一品大员说就。慈禧虽然知道是湘军干的却也无可奈何，湘军此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杨乃武案对慈禧来说原本只是一件小事，但因王昕上奏的那句：杨昌濬，胡瑞澜为什么如此胆大包天?实在是因为地方官员朋为，欺负朝廷是孤儿寡母。

　　意思就是湘军太猖狂了，明显是欺负皇帝势弱。这句话慈禧当然不能了，如果不处理，皇权的权威何在?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这件小小的案子，让不少浙江官员如此上心，的是为了正义?原因其实在于浙江很多官员是原湘军系的，如杨昌濬是左宗棠的人。而浙江是科举大省，朝中不少官员是浙江籍，两帮人不对付。因此慈禧看准时机借杨乃武一案拉一派打一派，但又不能做的太过，还要维持两派的平衡。所以慈禧的处理手段就很微妙了，既不能，又要挽回中央的面子，所以只能先革职后面又官复原职，至于杨乃武案对他们说重要吗?

　　一个朝廷有几十万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管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他们才是国家兴与亡的实际决定者。但对于这些文官集团来说，朝廷是皇帝的朝廷，败不败关我何事，不如捞点实际的好处至于史书怎么写，自有皇帝背锅。当这些文官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当他们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那么这个王朝也就走到尽头了。纵观历史王朝的溃败都是源于内忧而非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