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北伐为什么都那么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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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对峙了一百七十年,战争自然不会少。最早爆发的是宋魏战争,那么这二者是如何开战的?为何后世分析说一开始刘宋集团就注定失败呢?

  南朝的第一个小王朝是宋,开国君主是刘裕,史称刘宋。刘裕灭晋建宋之后,忙于巩固内部,而且只当了两年皇帝就死了。刘裕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去世,刘宋政权陷入废立之乱,北魏乘机南侵,夺取了河南滑台、虎牢、洛阳、许昌等战略要地,成为刘宋王朝的心腹之痛。刘裕的三子宋文帝刘义隆坐稳天下之后,立志夺回被北魏夺走的土地。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十一月继位,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继位,前后相差不到一年。南北双方,两位新帝都想有所作为。但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明显强于南朝的宋文帝刘义隆。

  南朝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三月,刘义隆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决心进攻北魏。既毕,他先派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对太武帝拓跋焘说,河南原来是宋国的地盘,被北魏侵占,现在我们准备收复,但不想占领河北。拓跋焘一听,大怒道:“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的时候,就听说河南是北魏的土地!”他不怕刘宋来进攻,态度非常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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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下旬,宋军开始调动集结。北魏黄河沿线守将纷纷表奏朝廷,“宋人大严,将入寇”。一致建议抢先出兵攻宋,以挫尽宋军锐气;并建议尽黄河沿岸的流民,使宋兵找不到向导。拓跋焘“使公卿议之,皆以为当然”。唯崔浩反对:“不可!南方下湿,入夏之后,水潦方降,木蒙密,地气郁蒸,易生疾疠,不可行师。”他认为,即使宋兵北来,也应该到秋凉马肥时再实施反击,那时宋军师老兵疲,南方的庄稼也熟了,因敌取食,此乃胜策。

  在此之前,北魏刚刚进行了一次对夏国的作战,攻克了夏国的北都万和南都长安,基本消灭了夏国,只留下一点尾巴,赫连昌之弟赫连定逃往平凉称帝复国。赫连定急于复仇,暗中遣使与宋文帝联络“合兵灭魏”,并向宋文帝许诺“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于是,宋文帝与赫连定结成了进攻北魏的军事联盟。其实这是赫连定不切实际的幻想,刘义隆上了他的当。

  拓跋焘虽然觉得崔浩分析得都对,但也不能完全不听大臣的建议。他综合分析了北方柔然、西部夏国、南方刘宋这三大敌人的轻重缓急,决策如下:(一)首击柔然。北魏的首要战略目标是一北方,来自大漠深处的柔然仍是干扰北魏一北方的主要威胁,必须彻底击垮柔然。(二)分化夏国。把俘获的原夏国皇帝赫连昌封为秦王,制造他与夏国新帝赫连定兄弟之间的对立。(三)对宋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由冠军将军安颉督防黄河一线;命冀、定、相三州(均在今河北境内)在漳水沿岸造舟船三千艘以做准备;调幽州兵力增加黄河一线防御。拓跋焘的上述战略部署,主次分明,重点明确,布置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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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四月,宋军出动。宋军大将到彦之率领五万水军从淮河进入泗水,由于泗水春旱水浅,纤拉篙撑,庞大船队像泥虫似的在河床里艰难,一天只能前行十来里。四月出发,七月才抵达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然后进入黄河西上。五万人马,窝在船里四个月,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拉屎都成大问题!一个个脸都黄了,眼都红了,说话都喷出火来了。疫病、焦躁、情绪失控、打斗、死亡、逃跑,战斗力已经大减。

  北魏太武帝面对宋军的进攻,贯彻积极防御的预定方针:避其锋芒,主动后撤。还没有等宋军到达攻击地点,他就下令黄河南岸的碻磝(今山东长清县东三十里)、滑台、虎牢、金墉、洛阳等重要地段的兵力撤到黄河北岸驻防。

  到彦之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胜”得非常轻松。他把兵力全线撒开,东起延津,西至潼关,两千里河防,分兵把守。到彦之向朝廷发回奏报,大军已经顺利收复了兖、司二州,很多人为此欢欣鼓舞。到彦之的副帅王仲德看出了问题,忧心忡忡。他对到彦之说,北魏这次主动撤退,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则,他们主动北撤是把黄河南岸分散的兵力收拢到黄河以北去集中;二则,他们是要等待黄河冰封季节到来,再向我们发动大举,“岂不可以为忧乎?”可是主将到彦之对副帅王仲德的分析判断置之不理。

  八月,北魏军队开始。到彦之命令裨将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今河南孟津渡西),北魏前线主帅安颉迎战,姚耸夫大败而归,损失几千人。安颉已集结重兵于黄河北岸,准备南渡黄河大举。正在这时,赫连定根据“联宋攻魏”密约,在北线进攻北魏鄜城(今陕西洛川县东南七十里)。拓跋焘与众臣商议对策,崔浩分析认为,到彦之分兵把守两千里河防,每个点上只有几千兵,“形分势弱”,难有作为。两相较,赫连定进攻鄜城威胁大、危害大,应以主力打击赫连定。拓跋焘采纳崔浩建议,命令冠军将军安颉相机夺回碻磝、滑台、虎牢、金墉、洛阳诸点,拓跋焘亲率主力北上反击赫连定。

  十一月,北魏安颉从粟津(河南洛阳东北)南渡黄河,进攻洛阳东北的金墉城。宋军金墉城守将杜骥心慌,想逃跑,又怕获罪头,就派人去叫姚耸夫带兵来守金墉城。姚耸夫正在领兵从洛水中打捞一口大钟。杜骥派来的人骗姚耸夫说,金墉城已经修好,储食很多,可以坚守,就是缺少兵力,请将军领兵前往协守金墉城,打退北虏进攻后再来打捞大钟也不迟。姚耸夫带兵到金墉城一看,破败不堪,根本无法坚守,一挥手又把兵带走了。杜骥于是放弃金墉城南逃,这样就等于敞开了洛阳的大门。

  第二天,北魏安颉就领兵占领了洛阳,斩宋军将士五千多人。杜骥逃回寿阳,向宋文帝告了姚耸夫一状,说他只捞钟,不守城。宋文帝大怒,在寿阳将姚耸夫处斩。金墉、洛阳陷落,虎牢关也很快失守,宋军全线告急。宋文帝急调老将檀道济率军驰援。到彦之没有等檀道济援军来到,就主动撤退。副帅王仲德曾再三劝阻,到彦之借口自己眼病发了,将士中也发生了疾疫,坚决撤退。他领兵经清水进入济水,退至历城(今山东济南),焚舟弃甲,向彭城徒步败逃。

  檀道济率领的援军到第二年正月十五才抵达前线,虽然檀道济指挥部队拼死力战三十余次,但宋军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只能撤退。

  军事史家们分析认为,宋文帝刘义隆这次北伐失败,主要原因是用人不当。檀道济是他父亲刘裕手下的一员猛将,当年刘裕北伐消灭后秦政权,檀道济充当前锋,连克许昌、洛阳、潼关,攻下长安,立下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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