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筹集军饷,刘巴向刘备提出了哪三条建议?

  大家好,说起刘备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魏蜀吴三国间的军事争斗,其实是一部世家大族的纷争史。

  曹能够雄踞北方并最终建立魏国,最大的功臣莫过于荀彧、郭嘉、陈群为首的颍川士族集团。孙权能够在江东开国,也是凭借顾、陆、朱、张等江东四大姓的鼎力支持。

  但刘备因为出身寒微,除了汉室宗亲这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头旗号外,得不到任何豪族的支持。所以,围绕在刘备身边的都是诸如关羽、张飞、魏延等底层出身的将领,糜竺等地位低下的富商以及诸葛亮等家道中落的隐士。

  如果说颍川士族和江东士族对魏、吴政权的支持是为了稳固各自豪族利益的话,那么刘备麾下出身寒微的文臣武将则是为了获得财富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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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官职和财富的激励,是刘备阵营得以攻城拔寨的主要寄托。在攻打刘璋时,刘备即与众将约定:“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成功后,府库里的东西你们随便拿)

  果然,刘备刚一打下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竞取宝物”,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也各自获得赏钱五千万。

  当初的承诺确实是兑现了,但刘备也为此犯了愁,因为军用不足了,没钱,就意味着刘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将无法进行。

  这个时候,一位叫刘巴的降臣建议刘备“当铸直(通值字)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汉末三国时期,各地通行的货币依然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而刘巴的提议是铸造“直百五铢钱”,也就是一枚五铢钱价值等同于过去的一百枚。

  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是一种通过增发货币转移通货膨胀从而攫取财富的“损招”。但是急于筹钱的刘备同意了,正式下令铸造直百五铢(此后又陆续铸造了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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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刘巴在提这条建议时,还是最大限度的照顾了蜀地的百姓的,因为增发货币的同时,蜀汉还进行了“平诸物贾”(平抑物价)。果然,在这一政策之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然,刘巴的“直百五铢”计策绝不单单是让蜀汉的府库在短短数月内充实这么简单,它后续的影响力才是对蜀汉政权的正贡献。

  1700多年后,考古专家在对已知的三国时期东吴墓葬进行文物计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18处东吴墓葬中,共出土了约4000枚钱币,其中98%为直百五铢等蜀汉铜钱,东吴铜钱仅有区区50枚。

  吴蜀虽然联盟,但却互不属,孙权也从未将蜀汉视作正(私下不称对方为汉,而称为西国),但刘备发行的铜钱大量在东吴境内出现,这恰恰说明蜀汉用钱币换取了东吴的物资,所以才造成了蜀钱在吴境的大量出现。

  上文已述,直百五铢属于一种虚值大额铜钱,发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刘备的政权积累财富。蜀汉通过铸造直百五铢以很小的代价从东吴换来了贸易品,同时将通胀输出到了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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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东吴君臣就没有发现吗?

  其实,蜀汉玩的是“金融战”,颇有点像今天的一样,美元作为国际公认的贸易货币,使得可以通过大量印制美钞来攫取他国财富,这是一个长期而隐秘的过程。

  东汉末年因为长期战乱,加上董卓铸小钱了汉朝的货币体系,使得民间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而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虽然是大额货币,但因为工艺精良,币值稳定,所以赢得了民间信任,一度成为“硬通货”。

  直到直百五铢铸造20多年后,东吴君臣才发现本国财富在不断的向蜀汉转移,因此,孙权在嘉禾五年(公元236
年)也匆忙下令:“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

  但为时已晚,东吴上下早已对蜀钱青睐有加,对新发行的本国货币大泉五百并不信任,一来是因为铸造工艺差(铜料偷工减料),二来是担心贬值,所以,东吴不得不将大泉五百回收“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从此不再发行。

  纵观整个三国,以魏国最强而蜀汉最弱,但魏吴两国都因货币体系混乱,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唯蜀汉直百五铢达到了铸造工艺的高峰,成为三国当中唯一一个币值稳定的国家。考古也证实,蜀汉的钱币在四川、湖北、江浙甚至曹魏辖的河南境内都有发现,《泉志》也曾记载“今至巴蜀,至于襄汉,此钱甚多”。

  可见,刘巴虽然供职蜀汉政权只有区区数年,但给刘备所提出的三条建议,却暗合了现代货币金融学的理论,难怪诸葛亮曾感慨的说到“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论运筹帷幄的计谋,我跟刘巴是自愧不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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