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与藩镇如何博弈?

  任何一个治者,都有追求二世三世乃至千世万世相传的;任何一个军区司令,都有追求自治或半自治的。

  这是人性。

  如果条件具备,他们自然会这样做;如果条件不具备,他们就只能服从中央(或玩)。

  看到我这样说,难免会让一些有识之士深恶痛绝。因为在有识之士眼中,人类历史就是好人与坏人相争的历史,让我这样一说,什么好人、坏人,好像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了,这简直就是叔可以,婶也不能啊!

  宋始后,因为文职系越来越强大,军方大佬一直在文职系的挤压下存在,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追求自治、半自治。

  唐玄宗之前,豪门势力巨大,所以军方大佬总是在豪门、诸王的挤压下存在;那个时代地方自治、半自治虽然是常态,但它通常不是以军方大佬领衔的,而是以诸王、豪门垄断地方的形式出现。

  晚唐五代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因为豪门力量衰弱了,诸王不再是历史的主角了;文职系也没有正成熟,在这种背景下,军区自治、半自治开始成为一个难以去除的瘤。

  但是即使在此时,军区在追求自治时,也永远受制于地缘。因为没有良好的地缘,也敢追求军区自治,那只能证明想死了!因为没有良好的地缘,你敢追求军区自治,估计都不用皇帝动手,你手下的小弟就会把你砍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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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利于军区自治的地缘,是什么样的地缘呢?

  第一、这里远离中央所在地,中央对它多少鞭长莫及。

  第二、这里处于抵抗外患的前沿,必须得安置重兵。

  一个军区的地缘,这两个条件满足的越充分,它形成割据的程度就越严重。反之,它自然得乖乖听从中央。

  这两个地缘条件满足最充分的地区,就是河北

  江南远离中央所在地,但是江南没有强大的外患,所以不需要设置重兵,在这种背景下,文职系对军人系自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这里的军区大佬,哪敢随便和皇帝大声说话呢?

  西北地区也设置重兵,但是中央所在地就在西北,所以西北军区很容易受制于中央。在这种背景下,西北军区通常也不敢和皇帝大声说话的。

  只要我们知道这个基本原因,再分析晚唐的藩镇分布,就较清晰了。

  总而言之,一个地区的割据程度,通常总是与地缘相关的,与将领的忠心无关。接下来,我们从割据程度的严重程度,排列一下晚唐的各大藩镇。

  晚唐割据程度最严重的藩镇,自然是河北的藩镇。这绝不是因为河北的藩镇都是安史的余孽,或是他们的忠诚度有问题。而是因为这里的地缘最适合割据。

  第一、这里必须得安置重兵;因为这里有契丹、奚族强大的外敌存在。

  第二、中央对这里鞭长莫及;因为帝国中央在西北地区,而河北军区在帝国最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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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镇割据严重程度,仅次于河北的军区的,是山东、河南东部的军区。

  这里的割据程度,仅次于河北军区,也是因为地缘的原因。

  第一、山东、河南东部必须驻扎大量的军队,是因为这里没有大量军队存在,河北军区一旦失控,马上就可以席卷中原地区。唐玄宗布的局中,这是最大的漏洞,所以安史之乱后,大唐皇帝就补住了这个漏洞。

  第二、这里距中央所在地,也较远。

  当然了,因为这里的军队,只是作为牵制河北的军队存在,所以规模弱于河北;更主要的是,从地缘上,中央控制这里相对较容易。所以这里的割据程度相对河北弱一些。

  割据程度,仅次于山东、河南东部的军区,是山西、河南西部的军区。

  这里与山东、河南东部的军区相,之所以相对较驯服,是因为从地缘上,它更接近中央,所以中央控制它时相对更容易。

  割据程度更弱的军区,是西北军区。

  西北军的可性远远高于地区,并不是因为西北军的觉悟高,而是因为他们近中央。

  西北军区驻扎着重兵,但是地缘上紧挨帝国中央,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对西北军区,实在说不上鞭长莫及,所以文职系(宫廷系)对他的渗透相对强一些。

  割据程度更弱一些的是西南军区。

  西南军区,从地缘上其实中央也较远;而且也需要安置重兵,因为它需要防范吐蕃。

  但是整体而言,强大的西北中央,对西南的控制力相对强一些,而且这里面对的吐蕃威胁,相对也弱于西北,所以军事力量的布置也较弱一些。

  割据程度最弱的地区,自然是江南军区。

  帝国中央较容易控制江南军区,是因为帝国的主要外患并不在这里,而且预防河北叛乱时,北面有河南、山东军区当缓冲,所以帝国并不需要在这里留下大批驻军。

  虽然说,文职系无法有效控制军队,在当时几乎是共性的事,在江南地区显然是例外,因为那里没有强大的驻军,自然是文职系的天下,江南的军方大佬想不服中央,恐怕连扩军备战的事都没有进行,就会让扼在萌芽之中。

  因为类似的原因,这种地方的军队敢叛乱,帝国中央分分钟钟都可以打服他们。在这种背景下,江南军区的可性自然较高一些。

  其实,只要我们看这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自然会发现,军队的可性,主要是取决于地缘,而不是取决于将领的忠诚与否。

  因为类似的原因,从大概率上,西北出现叛乱的概率远远小于河北军队;江南出现叛乱的概率同样远远小于河北军队,这不是因为将帅的忠心与否,而是因为地缘不同。

  李光弼坐镇河南东部地区,因为距中央较远,而且当时驻军众多,所以对中央不满,一样会流露出军阀气,面对皇帝的调令,一再玩各种鬼门道。

  要知道,这可是平定安史之乱中,与郭子仪相提并论的大功臣;甚至功劳、威名之盛郭子仪还牛。

  而令狐彰呢,这是标准的安史余孽,但是他投降大唐后,坐镇的河南西部地区不利于割据,所以他在生前,一直忠于大唐中央;而且死后,他邀请中央派文职官员管理他的军区,而他的也拒绝谋求世袭,而中央的文职官员顺利进入了他所在军区。

  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后来的权力格局,大体就此奠定了。后来只是在此基础上修修补,整体不再有什么突破了。

  这种格局,虽然看起来摇摇欲坠,但是始终也没有能破了它。

  河北军区发生叛乱,通常是看不到出路的。

  第一、他们叛乱,能把河北的力量一吗?其实是不能的。事实上,在随后一百多年时间里,也没有一个军方大佬,能把河北一了,直到朱温、李存勖拉开五代历史的序幕,河北依然是众多藩镇并立,绝没有哪个藩镇大佬敢奢言一河北。

  一个军方大佬,只占据河北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地区。就凭这点实力,依中央鞭长莫及的地缘,恶心一下中央可以的,想成功,实在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第二、河北几大军头达成共识,建立了攻守同同盟,就能迅速控制中原地区吗?其实是不能的。因为中原有庞大的驻军,而且皇帝还可以利用河北军方大佬之间的矛盾,把他们分化瓦解了。

  对大唐帝国而言。

  军人集团的问题,有一条底线是绝不能越过的。那就是任何一个军区,都不能试图扩张、兼并,他们只能保持原状态,甚至是被不断分割。任何试图兼并、扩张的军队,都是犯天条的行为。

  这条底线守住了,藩镇格局就不足以威胁大唐帝国。

  在代宗时代,这一切已很明显了。

  在此基础上,大唐帝国需要做的事。就是牢牢控制住宦官系的禁军,在此基础上,再牢牢控制住西北军,强有力的控制着西南军区;然后逐步削弱中原、河北的军区自治程度。

  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到了宪宗时代结束时。大唐中央终于承认河北地区特殊地位,换而言之,河北自治合法化了。

  基于军事、地缘的需要,中原的军区,在特殊时期,特殊原因,也可以适当承认他们的军区自治。

  但是地方呢?千万不要试图与上述地区地方攀,因为你只要敢攀,一律格勿论。

  总的来说,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军区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缩小。一切就如在分封诸王不能避免的历史阶段,中央所能做的事,通常就是削弱、分割诸王的力量,而不是取消分封制。

  唐代宗在位17年。

  在这17年时间里,针对安史余孽的战争,只进行过一次,而且整个战争,断断续续的、满打满算的,也就进行一年时间。而且中央的主要工作就是纵横开合,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在河朔三镇、还有与之相提并论的淄清节度使之间展开。

  最开始魏博镇兼并昭义镇,于是幽州、成德、淄青三镇帮助中央围剿魏博田承嗣。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央军只是配角。

  最后战争稀里糊涂的结束,是因为魏博田承嗣通过一系列纵横开合的手段,让成德、淄青站在自己一边,于是整个围剿战争结束了。

  其余的十多年时间里,唐代宗主要整改对象都是中央的大佬、和军的大佬。

  在这十多年时间里,唐代宗手握大刀砍砍砍。先是砍翻大李辅国,再砍翻来瑱(这可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再逼得仆固怀恩、李光弼走投无路无法终(要知道,这两个人也都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再后来砍翻华州周智光、大鱼朝恩、宰相元载、王缙。

  而在此过程中,更全力改编中央军。

  在这种背景下,神策军开始闪亮登场,从理论、从实际上,这是一支正控制在皇帝手中的军队。

  当然了,还有我们这两节说的事,那就是全面分割帝国的军区,总而言之,推恩令不断地玩下去,最后实现“广建诸侯少其力”的结果。

  经过这十多年的准备,唐德宗上位后,难免会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因为怎么看,也可以开始全面削藩了。

  但是很幸,唐德宗想得有点简单了,所以全面削藩开始,马上就引得天下动荡!

  当然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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