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中书制度是怎样的？中书在曹魏处于什么地位？

　　曹魏的中书制度，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曹魏建立后，沿袭汉制设立了中书制度，基于中书制度而产生的中书令和中书监，在曹魏时期权力很大，很多人视为宰相。曹魏最有名的两位中书官员-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甚至在魏明帝病笃时，利用魏明帝无法言语的机会，强迫魏明帝改诏，启用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换掉了魏明帝之前拟定的由宗室成员辅政的顾命大臣名单。孙资和刘放以中书的身份，强迫魏明帝改诏之举，为后司马懿篡权提供了契机，改写了曹魏的命运。

　　在很多人看来，曹魏的中书令和中书监就是位高权重的宰相，连敢逼皇帝修改遗诏，可见中书权力之大。相的如此吗，中书在曹魏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曹魏中书制度概况

　　中书最早诞生于汉武帝时期，其职责和尚书差不多，即传达文书、奏章。曹魏建立后，中书的职级很低，职责就是替皇帝起政令、诏令和各种文书。中书在曹魏成为的机构，以中书令和中书监为长官。除此之外，还有若干中书侍郎作为办事员。

　　中书作为皇帝近侍，可以利用皇帝的宠信来达到断专行的目的，这一点非常受人诟病。魏文帝和魏明帝时期，中书令和中书监权力极大，“号为专任”，一旦担任中书令和中书监的品质不行，就可以利用中书的权力为所欲为。重臣蒋济就曾上疏魏明帝，批评中书令和中书监权力过重，有危害社稷之虞。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祗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三国志·魏志·蒋济传》

　　蒋济的这份上疏，对中书专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谓“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说的就是中书作为皇帝的近侍，可以利用皇帝精力不济之际，对朝政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控制朝堂的目的。

　　从蒋济的上疏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书不在朝臣之列，仅仅是皇帝身边的侍从而已。中书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的授予，而非制度使然。尽管中书有干预朝政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符合制度规定，仅仅是皇帝凭自己的喜好授权而已。由此可见，曹魏的中书权力的确很大，但权力来源于皇帝而非制度。

　　那么为什么曹魏的中书权力这么大?这和当时的三国局势有关。三国乱世，战事频繁、政局动荡。为了建立一个稳固的治政权，就必须让皇帝本人大权揽。所以魏文帝和魏明帝时，他们都总揽朝政，政由己出。这是导致曹魏中书权力膨胀的主要因素。为了加快一全国的步伐，魏文帝和魏明帝大权揽，往往绕过三公这些宰相，直接通过中书来处理政务，和一线办事官员直接沟通对话。另一方面，随着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以后，魏文帝和魏明帝就开始贪图享乐，对政务没有以前用心了，再加上能力有限，如果政事不决时，不去找外朝的朝臣商量，而是和身边的中书商量，让“掌王言”的中书令和中书监替他们拿主意。

　　在政事方面，魏明帝动辄问计于中书令和中书监的例子，皆是。魏明帝大权揽，却很少召开公卿会议，所以遇到问题了，首先想到的是中书令和中书监。

　　是时，孙权、诸葛亮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而帝总摄群下，内图御寇之计，外规庙胜之画，资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让事於帝曰：quot;动大众，举大事，宜与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为广。quot;既朝臣会议，资奏当其是非，择其者推成之，终不显己之德也。-《三国志·魏志·孙资传》

　　皇帝政由己出，但是能力有限时，不得不依中书令和中书监来协助自己理政，这是曹魏中书令和中书监权力膨胀的根本原因。

　　中书如何影响朝政

　　曹魏中书令和中书监权力非常大，必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朝政施加影响。中书对曹魏朝政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最主要体现在朝廷的人事安排上。该由什么样的人出任什么样的官职，甚至安排什么样的人辅政，中书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们的意见对皇帝影响很大。在人事安排方面，中书拥有很重的建议权，借此影响朝政，甚至影响了曹魏的国。

　　侍中辛毗为人正直，当时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深受魏明帝宠信，是魏明帝身边的红人，很多官员都跑去巴结孙资和刘放，但是辛毗却从来不和孙资、刘放往来。再加上辛毗秉公办事，平也有不少得罪孙资、刘放的地方，所以孙资、刘放颇为嫉恨辛毗。

　　有司上表魏明帝，说尚书仆射王思才能力不足，明显不如辛毗，建议让辛毗代替王思。魏明帝闻奏后，于是咨询孙资、刘放的意见，孙资、刘放不乐意辛毗出任尚书仆射这么重要的官职，于是非婉得地诋毁辛毗，不建议由辛毗出任尚书仆射。魏明帝听从了孙资、刘放的意见，就没有让辛毗转任尚书仆射，而是“出为卫尉”。

　　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冗从仆射毕轨表言：quot;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quot;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quot;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直，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quot;遂不用。出为卫尉。-《三国志·魏志·孙资传》

　　魏明帝欲用辛毗为尚书仆射，为什么会咨询孙资、刘放的意见呢?因为按照曹魏的制度，皇帝任命某人出任某官职时，需要由中书令或者中书监起相应的诏令。所以魏明帝询问孙资、刘放的意见，也是很自然的。孙资、刘放因为和辛毗有嫌隙，就语带玄机地暗示辛毗不适合转任尚书仆射。问题是，魏明帝为什么会听他们的?这当然和魏明帝对他们的宠信是有关系的。孙资、刘放暗示辛毗不时任，魏明帝就放弃了对辛毗的任命。这说明魏明帝是非常信任他们的，他们的意见，对魏明帝有重要影响。

　　在任命尚书仆射这样重要的官职上，魏明帝不去咨询外朝公卿大臣的意见，而是随意问一下身边的中书令和中书监，就决定要不要任命。可见中书令和中书监，在人事安排上，能对皇帝施加足够的影响。皇帝对中书的高度信任，这也是中书令和中书监权力膨胀的根本所在。

　　魏明帝临终前，拟定了这样一份辅政大臣名单：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这份辅政大臣名单，体现了魏明帝的两个意图。

　　一是魏明帝倚重宗室的目的的非常明显。这个名单以燕王曹宇为首，主要包括了曹魏的宗室和皇亲国戚。曹宇是曹的亲，妥妥的宗室;曹肇是大司马曹休的、曹爽是大将军曹的，这两人属于皇亲国戚。夏侯献虽然身份不明确，但出身夏侯氏，应该是皇亲国戚了。秦朗是曹的养子，和魏明帝关系不错，自然也是皇亲国戚了。可以看得出，魏明帝是很依赖曹氏宗亲的，就像魏明帝自己所说的那样，“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

　　二是魏明帝排斥司马懿动作非常明显。司马懿作为战功卓著的元老勋臣，理应在辅政大臣之列，但魏明帝却有意把他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显示了魏明帝对司马懿的怀疑和不安。当初因为诸葛亮北伐，给曹魏带来了很大的军事压力，而曹又病重无法任事，魏明帝不得不启用司马懿坐镇关中抵御诸葛亮，司马懿由此掌握了兵权。随着诸葛亮的病死，蜀汉暂时了停止了北伐，曹魏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那么削弱司马懿的权势，也当然在魏明帝的计划中。这很自然地体现在，司马懿并未出现在辅政大臣名单中。

　　魏明帝的这个辅政大臣名单，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是非常合理的安排。如果能施行，那么对曹魏国当然是很有利的。但这个辅政大臣名单，因为遭到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的，而无法施行。他们利用中书亲近皇帝的权力，借魏明帝病笃无法言语之际，强迫魏明帝修改辅政大臣名单。孙资和刘放乘着魏明帝气息微弱，握住魏明帝的手强行修改了辅政大臣名单，遂定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严格来说，孙资和刘放这是典型的矫诏，那么为什么他们敢矫诏呢?

　　这当然是因为中书权力巨大，孙资和刘放仗着魏明帝的信任，平嚣张跋扈惯了，再加上魏明帝此时也气息奄奄，没有敢阻拦他们。孙资和刘放权力之大，居然可以决定曹魏帝国的辅政大臣人选，而且连皇帝也无可奈何。他们把司马懿引入辅政大臣名单，为后司马氏篡魏埋下了祸根。

　　孙资和刘放强迫魏明帝改诏一事，正应了蒋济所说的“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而且也暗合了他们“见信于主，制断时政”。由此可见，中书能利用皇帝的信任从而对朝政施加影响。

　　曹魏中书为什么不是宰相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曹魏的中书，的确权力非常大。所以不少人把中书视为曹魏的宰相，这当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并不准确。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宰相应该同时具有议政权和领、监督百官的权力。实际上史学界绝大部分人也都认可这个观点，这明确定义了宰相的职权。

　　那么按照以上所定义的宰相标准，曹魏的宰相是什么官职呢?其实不同的历史时期，宰相是不同的，前期和中期三公是宰相，后期尚书是宰相。就历史发展来看，总体趋势是，曹魏的宰相职权逐步从三公过渡到尚书，和中书没有太大关系。

　　曹魏帝国建立后，延续了东汉的三公制度，三公仍然发挥着宰相职能，不仅有议政权，还有领、监督百官的权力。但是从魏文帝到魏明帝，尚书一步步侵夺三公的宰相职权，使得三公逐渐沦为虚职。三公逐渐被尚书架空，尚书也逐步朝着宰相方向发展着。到了魏帝曹芳时期，尚书基本取代三公，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曹魏初期全国各地奏章一般都交给三公府处理，但是后来逐步转移到尚书台。尚书对奏章给出初步意见后，再交给皇帝定夺。事实上，到了曹魏后期，已经见不到三公处理奏章的事例了，而是由尚书在处理奏章。

　　曹魏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尚书台不断侵夺三公府的宰相权力，特别是曹魏后期，曹爽和司马懿争权时，因为魏晋嬗代所引发的斗争的需要，尚书逐渐取代三公，成为曹魏事实上的宰相。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若丞相之为。-《晋书·刘颂传》

　　以上这段史料几乎可以看作古时候宰相定义的标尺，向我们说明了由魏入晋以后，尚书则不仅完全掌握议政权，同时还是文武百官之首，并能监督百官的执行情况，成为公认的宰相。

　　让人疑惑的是，尚书完全符合宰相的定义标准，也确实就是宰相。那为什么中书还拥有那么大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尚书，却不能被称作宰相呢?

　　其实前文就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是中书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宠信，而非制度赋予。在制度上，曹魏中书的权力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中书受到皇帝的宠信，就能获得极大的权力。孙资和刘放敢强迫病笃中的魏明帝改诏，硬是把推翻了魏明帝原先的托孤安排，就是因为如此。中书能决定辅政大臣人选，确实说明了中书具有左右政局的能力。中书甚至“号为专任”，这也是很多人把中书视为“宰相”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也要看到，中书权力之重，并不是制度规定的，而是皇帝宠信的结果。中书的本职工作就是替皇帝起诏令，至于诏令的内容，当然是皇帝所决定的。在制度上，中书无权干预皇帝起什么内容的诏令，自然也就谈不上议政权了。因为魏文帝和魏明帝经常咨询中书，才使得中书可以影响朝廷决策。而且中书作为皇帝近侍，自然无法领外朝的文武百官，更谈不上监督百官的执行情况。中书的“宰相”名号，当然无从谈起。

　　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焉。-《通典》

　　这段史料除了介绍中书的基本职责之外，还用了“凤凰池”这样的溢美之词，既向我们展示了中书的权势之盛，又说破了中书权力之盛的原因。那就是“地在枢近，多承宠任”，因为是亲近皇帝而被授予重权。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家族掌权。此时皇权衰落，借助皇帝宠信而兴盛的中书，其权势明显下降。司马家族掌控曹魏时，纷纷安排自己的亲信，进入曹魏的显要部门，其中最受重视的就是尚书台。司马家族的亲信荀顗、何曾、裴秀、陈骞、傅嘏等人都入主尚书台。至于中书，司马家族则没有安插任何亲信。如果中书有那么重要，司马家族显然不会忽视。尚书和中书，孰重孰轻。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