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作为防御性建筑,在中国历史上又是如何发展的?

  城墙作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中国古时候城市的城墙从结构和功能分,主要由墙体、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部分构成,绝大多数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从建筑的原材料分,分为版筑夯土墙、土坯垒砌墙、青砖砌墙、石砌墙和砖石混合砌筑多种类型。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墙,都是由土或砖石筑砌的刚性实体,并具有一定的厚度与高度。其所在位置,一般都在城市或建筑组群的周围,起着分割空间、阻隔内外的作用。这种采用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来围护一定空间的方式,究其渊源,最早恐出于原始房屋的壁体和围墙,以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才逐渐演变成目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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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它又被人们使用于国境及边界,并进一步发展为具多种内涵的强大体系。由此可见,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而对空间或地域所进行的划分或隔绝功能,则是次要的。我国最早城墙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存在于当时的各类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后历代都曾大量建造。由于古时候战争中的进攻手段一直相当原始,因此城墙这种并不非常先进的防御构筑物,在我国竟然沿用到封建末期。

  城墙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的发展又是如何?除了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以外,另一个来源就是中国古时候文献。内中有关于筑城的记载亦复不少。例如涉及太古时期的有:《汉书·食货志》:“晁错复说上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汉书·郊祀志》:“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轩辕本纪》:“黄帝筑城造五邑。”

  《黄帝内经》:“帝既蚩尤,因之筑城。”《史记》补《三皇本纪》:“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主城邑。”以上载述中之神农、黄帝、人皇等,都是太古时传颂的领袖人物,其时代约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之中晚期。文献所载既为筑城,则构有城墙乃是必然之事。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在我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及四川诸省,先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已超过三十座,例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河南登封王城冈、淮阳平粮台,湖南沣县城头山,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四川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且多数之城墙保存相当完好,由此可以证明古时候文献记载当时已建有城市的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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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文史述及夏代建城之记录绝少。《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载:“夏鲧作三仞之城。”按鲧乃夏禹之父,曾为舜治天下水祸而不成,其时稍早于夏朝之始建。夏代自禹迄桀,先后共十四世十七王,历时四百年,帝都即已移迁六次(依古本《竹书纪年》)。史载禹即位时,诸侯来朝者万人。由此推知,全国各地开展之筑城活动应不亚于前世。

  《管子》有云:“夏人之王(城),外凿二十七虻蝶、十七湛……道四经治水……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屋之筑。”目前虽缺乏此时期城垣实例,但从夏禹时曾在各地大力治水,而夯土筑堤与筑城同出一源,故推测其技术与经验均已超过原始,应当是无问题的。

  商代治时间长达六百年,共历十六世三十王,史载迁都亦有六次之多。而商汤建国之际,诸侯共有三千之众,其建城数亦不会少。目前发现的商代城址,从早商到晚商,从帝都到诸侯城,都有若干实例。除晚商都城殷(今河南安阳)未发现城墙外,各城均有构筑,且施工技术亦见显著进步。

  周代进入封建,土分茅,大封诸侯,诸侯之下另有附庸,于是又出现了一次筑城高潮。到春秋、战国期间,因各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筑城活动更为增加,除建新城外,修补与扩建工程亦见频繁。这时的城市,已不仅是、军事、经济中心与居民麇集之处,而且也是封建等级的象征。表现在城市的具体建设方面,就是不同等级的城市,其城市面积、城墙、城门与角楼的高度均有区别。

  如《五经异义》载:“天子之城高七雉,隅高九雉。”而《周礼·考工记》又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文中之“隅”,乃是角楼。“雉”是度量单位,约高合一丈,长合三丈,由此可知,当时各级城高以九、七、五……级数衡量的,即以二丈为差数。但这项制度,至春秋、战国时、因诸侯僭越,而使礼崩乐坏,已不再为所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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