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皇帝贵为一国之君 皇帝为什么要自己写下罪己诏

  你的了解古时候罪己诏吗?为什么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古时候皇帝作为天子,皇帝为什么要自己写下罪己诏?皇帝是怎么想的?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中国古时候帝王贵为天子,九五之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代王朝遇到大灾大难天灾人祸时候,都往往颁布“罪己诏”,以昭告内外。唐代白居易《长庆集贺雨》:“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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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夏禹和商汤是历史上最早“罪己”的帝王。商汤反省自己的错误,“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179年,有人建议汉文帝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有人根据《二十五史》进行计,认为中国历代共有79位皇帝颁布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其中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代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代4位,明代3位,清代8位。

  作为“君权神授”九五之尊的古时候帝王,为什么要写罪己诏呢?

  古时候帝王自认为“奉天承运,受命于天”,是上天派下凡世至高无上的治者,故称“天子”。中国人“法天敬祖”的观念根深蒂固,《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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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是畏天命的,各种天灾便认为是上天向他发出的警示,往往引咎自责,下罪己诏。晋武帝(司马炎)在太康七年( 286)下诏说:“年灾异屡发,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极言其故,勿有所讳。”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太和九年( 485)下诏说:“数州灾水,饥馑一再遇到,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

  把天灾与帝王的关系理论化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其学说的理论核心。

  董仲舒主张君权神授,认为君主是受上天的旨意代替天来世间进行治的,代表了天的意志,是天的化身,一切臣民都要绝对服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董仲舒用天人感应吓唬帝王,以达到约束帝王行为的目的。天现祥瑞是在表彰帝王功勋显贵,而灾异则是谴责帝王昏庸,“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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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证明董仲舒的这一套天人感应根本管不住肆意妄为的帝王们,在强大的帝王权力面前,就连董仲舒自己都差点丢了脑袋,“竞不敢复言灾异”。

  皇帝在罪己诏里边往往痛心疾首,如“天下治乱,在予一人”、“百姓姓有过.在予一人”、“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厥咎不远,在余一人”、“天变娄臻,成在朕躬”、“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灾异屡见,咎在朕躬”、”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等等。说得这么情深意切,那么能不能辞职让贤呢?有大臣相信皇帝觉悟到了可以禅让的地步了,史载昭帝元凤三年(前78)《春秋》学家睢弘借泰山大石自立的奇迹,劝昭帝禅让贤人,结果以妖言惑众之罪伏诛。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汉武帝不得不在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汉书西域传赞》:“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宋杨《读罪己诏》诗:“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汉武帝做一点检讨居然感动了很多人。

  苏轼一眼就看出罪己诏的实质,“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罪己诏不过是帝王收买人心的表演秀而已,只有极少数是心改过的,大部分都是给大家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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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长期以来尊君卑臣,儒生叔孙通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吏记》卷九九《叔孙通 列传》)叔孙通的意思是皇帝永远不会犯错,即便错了,也不能公开纠正,使人了解皇帝也有过错。在强大的君权面前,大臣战战兢兢,寄希望于上天的警告和帝王的道德修养。

  之君宋徽宗,在金朝兵临城下之时才想起下罪己诏,“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宋徽宗在的时候才后悔太晚了点吧,南宋龚明之的笔记《中吴纪闻》记载,雍孝闻问宋徽宗,“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无罪。今诏墨犹未干,奈为什么直言罪人?”结果被皇帝的侍卫以他不知敬畏、唐突圣上而用“拄斧撞其颊,数齿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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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感应吓不倒帝王的,有哪个帝王因为天灾而退位的。这不过是儒家在理论上对君权的一种罢了,结果变成了帝王表演的工具。最讽刺的是君臣共同把天灾看成是上天的意志而无所作为,李提摩太在1878年指出:“中国的前贤先哲往往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在,官员们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理所当然地视为上天的意志,以此来表明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如果官员们振作起来,尽职尽责,并且学习国家的赈灾经验,灾荒是可以挽救的。儒生的傲慢自负、徒的无所作为、徒和先生的,确确实实是一种罪过,亿万民众因此陷入了毁灭的境地。”(李提摩太著,李宪堂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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