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术和察举制两项措施，在西汉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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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帝国依据法家思想行政，对士人阶层实施残暴的，这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在以秦为鉴的同时，着手解决与士人关系的历史课题，具体表现在意识形态与体制两个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尊儒术;体制上确立察举制。对于西汉时期士阶层的演变，主要以汉武帝为界，来论述士人游士时代的正结束，以及士人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向儒士阶层转化的过程。

　　士人游士时代的正结束，是始于汉武帝之前的西汉时期。秦朝建立后，对士人采取残暴，士人活动受到严格。故陈胜一揭竿而起，大量的士人又再度活跃起来，原先被中断了的战国诸侯——游士局面，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刘邦一天下后，吸取秦亡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分封刘氏子弟和有功之臣来加强治，使得一部分在秦已经消失的封建诸侯国，又获得了新的复苏。各诸侯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地，以财货资用、官职禄位这些显见的利益，来招揽四方宾客游士以扩张势力。

　　于是在汉初数十年里，游士的自由活跃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战国时期的水平。同时，由于汉初百废待兴，国家奉行清静无为的休养生息政策，对于当时活跃的游士，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吸收和规范，所以除相当一部分士人，为诸侯王国所招聚外，还有一些士人游走于公卿权贵之门。

　　在士人的相助下，各诸侯国实力增强，开始成为威胁中央政权的不稳定因素，逐渐演变为“七国之乱”。景帝削灭七国，严重削弱了诸侯国与中央对抗的能力。汉武帝时则通过“推恩令”进一步削弱了诸侯国的势力，确定了中央集权对诸侯的绝对权威。

　　汉武帝至西汉后期，士逐渐过渡到儒士阶层。西汉中期以后，各诸侯王的权势弱，国家明令禁止卿大夫养士，士人的生存现状益堪忧。然而，士人总要生存下去，此时具有雄才伟略的汉武帝，给士人提供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机会。我们主要从尊儒术和察举制两个方面来考察，士在这一时期儒士化的过程。

　　在武帝尊儒过程中，董仲舒与公孙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董仲舒在其向武帝进献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抑绌百家之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等重要论断，使西汉在思想上完成了一，儒学确立尊地位。

　　公孙弘则进一步提出：对全国各地选送来的德才兼备之士，进行官学教育，成为官吏的直接候选者，经考核之后可在郡国任文学职务，优异者可授中央及地方行政官。此外，鉴于基层吏员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公孙弘还上请，选择通经诵多者补地方吏员，以保障对诏书律令的准确宣布、传达和解释。

　　修习儒术而产生的实际利益，及学士仕路的扩大，使士人学习经术的热情为之高涨，而这直接引导了士人的行为趋向：“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再加上文翁对基层教育的推广，和天下郡国的积极参与，学校成了一士人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场所，这样国家的封建官僚队伍群体，便逐渐走向儒术化和学者化。

　　西汉察举制的根本功能，是促使士人阶层的儒士化，士人在阶层整体上由游士向儒士转变。西汉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在职的官吏和儒生，其中又以为政清廉的文吏为重点。察举的主要科目为贤良方正、孝廉两科。

　　首先，贤良方正科。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武帝准可丞相卫的建议，贤良方正由此成为选举科目。此外，贤良方正非常设科目，主要由天子亲自主持策问，故在诸科之中贤良方正是最重要的一科。

　　贤良方正科察举的对象不仅只是士，还包括吏这一阶层，在《文献通考》中，西汉17名贤良文学中，9人曾为吏员出身。故在以儒学的标准促使士人儒士化的同时，也以儒学的标准去激励吏员，使其逐步儒化。

　　最成功的案例，当属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在这次性会议中，儒士首次展示了其当一面的力量。其次，孝廉科。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孝廉岁举之制正式形成。阎步克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还提出，在孝廉之外的廉吏”一科。孝廉科主要以士和吏两个阶层为考察对象，其中又以士和下层属吏为考察重点。

　　士人入仕主要以孝为标准，下层属吏升迁主要以廉为标准。在文献中我们常看到，孝廉与力田、三老等基层属吏同时出现，可见，中下层属吏是儒士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众多选举科目中，虽然孝廉科没有贤良方正科重要，但是孝廉科的选举人数最多，是官吏进入仕途的主要的途径。

　　因此，孝廉科在士人走向儒士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西汉后期，儒士阶层逐渐形成。在西汉前期士人基本上，是以个体活跃在舞台上，随着西汉中期士人数量不断增加，到西汉后期，士人已经作为一个集团、一个阶层活跃在舞台上。

　　新莽政权的建立，满足了儒士的需求，企图实现儒家的理想，但是却短命而终。王莽政权的失败，表明新兴的儒士与间，是不相适应的，儒士阶层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