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忽必烈的理财大臣，最后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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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才王文

　　忽必烈自受蒙哥汗之命于漠南金莲川开府以来，手下接纳了一批汉族士人，这些都是中州精英与硕德耆儒。

　　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分别在漠南与漠北举行忽里台贵族大会，先后称汗。对于汗位的归属，双方爆发战争，军需支出很大，忽必烈依赖中原汉地的财赋支持，理财是重中之重，于是，就把这大事交给了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全权负责。

　　王文，字以道，金北京路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人，曾中金王朝经义进士，自幼聪明，记忆力超群，年轻时就搜集阅读历代奇谋诡计之书，“好以言撼人”，金末乱世，王文以“布衣”之身游走在中原汉族诸侯之间，以展胸中抱负，得到山东益都世侯李檀(金末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与杨妙的，一说是养子。李全与杨妙，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当年纵横山东等地，是左右三朝:蒙古、金与南宋格局的重要力量)的赏识，留为幕僚，军旅与管理诸事都要听其建言谋划。

　　(忽必烈)

　　李檀还命自己的李彦简拜王文为师，并且李檀还娶了王文的女儿，由之，两个人的关系非寻常。

　　当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率军渡江进攻南宋鄂州之际，忽必烈手下谋臣刘秉忠、张易等人都大力举荐王文的才干超人。

　　忽必烈即汗位之后，就召王文来开平，任其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行中书省事于燕京，掌管常政务和财政，“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文等裁处”，可见对王文能力的认可与信任。

　　王文的理财，体现了大智慧，“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成了忽必烈的“长”，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与国力的增强，设立十路宣抚司分管各地，颁布一系列条文，以革除赋税、吏治方面的积弊。重视选用人才，分立中书左三部、右三部，健全制度。

　　二、发行中钞

　　忽必烈对王文的经邦理财之术，大加常识，时不时“纶音抚慰”，大有“恨其见晚之叹”，忽必烈曾以钱谷大计询问，王文“敷对明敏，虑无遗策”，并且“以簿书积，重为规画，授诸掾成算，以备不时顾问”。

　　忽必烈考虑到王文岁数较大，特许其不必劳于奏请，常工作在中书省全权处理，遇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完全放权给王文。

　　王文为忽必烈理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食盐榷卖。

　　中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颁布诏谕禁止民间贩“私盐”的同时，又规定榷卖食盐的进行了下调，这样有利于官府向盐商与销售，并且加强对盐政的管理，增加了财政收入，如山东盐运司的岁办盐收入，提高至白银二千五百锭。

　　其二，整顿户籍。

　　中元年(公元1260年)，在王文主持下，对汉地的户口进行整顿与分类，大略分为元管户，也就是业已登入朝廷且无变化的人户;交参户，曾经登入朝廷户籍，又迁往他地，又重新登记的;漏籍户，就是没有登入朝廷户籍，又细分为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等，让他们按规定缴纳丁粮、丝料或包银。

　　针对诸王投下征收的旧制，王文以“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的理由，奏准实行各路皆输京师和各投下赴中书省验数关支的新办法，使国家直接控制更多的户籍，增加赋税。

　　其三，发行中钞。

　　蒙古立国初期，各路都在本辖境发行使用自己的纸钞，国家没有一的钞票，造成不便与混乱。

　　王文主政中书省，在全国发行中元宝交钞，面值分壹拾文、文、叁拾文、伍拾文、壹百文、文，叁百文、伍百文、壹贯(两)、貳贯十种，全国通行，官府的酒茶盐铁等均以中宝钞为主，并废除各路原先使用的钱钞(可以用旧钞兑换中钞，以避免老百姓蒙受损失)。

　　中钞以所储白银为本，钞壹贯相当白银一两，允许老百姓持钞兑换白银。

　　中钞的发行，稳定了物价，方便了民间贸易，改了老百姓生活，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是忽必烈中初期最信任的大臣，然而山东世侯李檀叛乱，给王文带来身之祸。

　　三、王文之死

　　李檀，是汉地世侯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控制着山东半岛与淮河以北地区，娶东道诸王之长塔察儿的妹妹为妻，同时又娶了王文的女儿。

　　王文最早就是李檀手下，又是李檀老丈人，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世人皆知。

　　当李檀在山东举兵后，很多人揭发王文暗中派其子王荛与李璮通风报信。

　　忽必烈立马把王文叫来，质问他:“汝教檀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

　　王文很聪明，并没有立刻回答忽必烈所问，说“容臣悉书上”。

　　王文呈上写好的书面答复，回避私通李檀之事，恰在这时，有人从洺水送来王文写给李檀的三封书信，信中有“期甲子”等语，王文见到书信，惊惶失措，汗就下来了。

　　忽必烈追问:“甲子之期云何?(甲子，即中五年)”

　　王文辩护说:“李檀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以是言，姑迟其反期耳。”

　　忽必烈大怒，打断他的解释:“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

　　王文还极力辩白，忽必烈命令下入大牢。

　　之后忽必烈召来窦默、姚枢、刘秉忠、王鄂、张柔等人，把王文写给李檀的三封信给他们看，问如何治王文的罪?

　　窦默等人说:“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其实是帮王文开脱罪名，唯张柔大声说:“宜剐!”

　　忽必烈又让窦默等人说出意见，众人知忽必烈意，都道:“当死!”

　　中三年(公元1262年)二月二十三，王文及其子王荛以与李檀“同谋”之罪被，忽必烈还诏谕天下，说明王文负国恩被极刑的相。

　　如今，我们很难知道历史上王文之事的相，但通过他与李檀的特殊关系来看，王文是知道李檀要反叛，说他与李檀内外勾结，似乎证据不足。而王文知情不报，纵容庇护李檀是确凿的。

　　王文之死，有点冤枉，那王文写给李檀的书信，是怎样被得到送到忽必烈手中?这其中非常微妙?李檀起事，不可能出卖自己的老丈人王文，把这信件拿出来，并且李檀起事之前，与汉地诸侯都有过串通，共同举事，细思，王文大刀阔斧地改革，侵犯了某些人的利益，有借刀之嫌。

　　王文深得忽必烈信任，年事已高，位极人臣，对于元朝的稳固强大功不可没，从常理来讲，没有动机参与李檀叛乱，如果说他与李檀这特殊关系，知而不报，进退两难有可能，那“甲子”之言也许是权衡之计，或许有很多令人反思的地方，王文事件也牵扯到很多人，李檀，也与众多汉地世侯有着密切的往来，也影响到忽必烈对汉族世侯的信任以及国策的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