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土木堡之变rdquo;后,明朝就变成了宋朝吗?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就变成了宋朝吗?感兴趣的网友们和为什么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何其英雄!以布衣之身投入反元洪流,15年而建大明,并将不可一世的蒙元驱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之后,又屡屡派兵北伐蒙古,俘虏蒙元大量皇室成员。自此,有朱元璋在,蒙古不敢南下争雄。
明朝第3任皇帝朱棣也英雄了得。朱棣时,蒙古已为3部:鞑靼、瓦剌、兀良哈。其中瓦剌、鞑靼较为强大,朱棣5征蒙古,先败鞑靼,后败瓦剌,迫使二部府首称臣,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然而到了明朝第6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时,形势逆转。公元1449年6月,明英宗受不了瓦剌的屡屡犯边,今起京城兵马20万,御驾亲征瓦剌。结果一再遭到惨败,最后魂断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英宗被俘,功臣良将皆阵亡,军队折损过半,元气大伤。从此巍巍大明,一蹶不振,羸弱不堪,宛如一向以文弱著称的宋朝。
的确,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变成了宋朝!
为什么见得?
战后明朝“文官集团”形成,有如宋朝之“重文轻武”和“士大夫治国”
明英宗率二十万大军亲征,这二十万大军,包含赫赫有名的京军三大营。何谓京军三大营,是朱元璋遗留下来的五军营、三千营,以及朱棣创立并精心训练的神机营,此乃明朝军队的核心与精锐之师,无论装备水平和士兵素质都是全国最为优秀的。然而这支“军队之花”却凋谢在了土木堡。
除了军队损失,军官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因为精锐之师尽出,那么优秀军官自然也尽出,这些军官为保护皇上,都为国捐躯了。那么,留在北京城内的毫无疑问都是文官,几乎没有武官,这些保留下来的文官,撑起了“土木堡事变”后的明朝朝廷,逐渐成长为能够左右皇帝决策、误国误民的“文官集团”。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文官集团”都误国误民,但明朝确实是。文官们都产生于科举,科举形成盘根错节的师生、同学关系,以至于整个朝堂百官不可避免的团体化、宗派化,往往为了自身利益整体与皇帝抗衡。如,明朝中后期,明明商业非常发达,文官集团却制定了不收商业税的奇怪政策,结果使得商业利润大都被文官们收入囊中,皇帝一提出收税,文官们就全体反对。结果,困死了国家财政,穷怕了崇祯,逼反了李自成。
而且,文官指挥军队的风气也由此形成。土木堡之变后,瓦剌首领也先挥兵南下,围困北京城,于谦成功守卫北京城。于谦是文官,文人指挥军队保家卫国的时代又开始了。此种情形,让我们感觉到,仿佛又回到了宋朝。
宋朝重文轻武,奉行“士大夫治国”,这与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的“文官集团”毫无二致。“士大夫治国”造成北宋文弱形象,最终形成“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而,这与明朝“文官集团”治国,最终造成东林、宦、浙之间的争而,又何其相似!
战后明朝北境强敌虎视,疲于应对,犹如宋朝之强干弱枝,边境不宁
土木堡之变后,明都北京兵力严重不足,不得不调南方军北上,这就出现了战略北移。战略北移后,北方兵力够了,南方则不足,便造成了东南沿海的猖獗,东方海疆出现危机,戚继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平息海疆。
北方边境呢?则更不安宁。
“土木堡之变”让北方游牧民族一改对明朝的看法,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臣服明朝,害怕明朝,相反,觉得明朝可以扰、可以欺负。
如蒙古人和女人。蒙古人在明朝北境侵扰已成习惯,土木堡事变后,更加频繁。如公元1550年6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率兵犯我大同,一路进攻至北京附近。嘉靖皇帝无计可施,只好让步,将俺答汗封为顺义王,
并答应俺答汗与其部众展开贸易,解决他们所急需的粮食等问题。
女人开始并不敢开罪明朝,土木堡之变后则经常跟随蒙古人扰明朝边境,其对明朝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轻视和怠慢。最终,女人发展成了明朝的劲敌,取明朝而代之。这是后话。
轻视明朝的还有。作为明朝的附属国,以前一直是明朝的小弟,在土木堡之变后也瞧不起明朝了。世宗李祹在国内持续推行“去汉字化”政策,
虽然受到全国士子的一致反对,但他与他的坚持执行了下去。
此种状况,与宋朝何异?
回想宋之北部边境,当初也是政权林立,对宋构成极大威胁。先是辽与西夏交相侵宋;再是金国崛起,南下灭北宋,占有宋之半壁江山;最后蒙古崛起,于1279年灭南宋。而明朝,土木堡败于蒙古后,由盛转衰;萨尔浒之战败于后金后,由攻势转为守势,国力衰,直到1644年亡于李自成之手。
一言以蔽之,都是解决不了边患,实力被逐渐消耗掉,最后。
结语:“文官集团作梗”和“边境不宁”这两个因素,的确是宋朝与明朝灭亡的共同因素;前者为内因,后者为外因,内外因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这种内忧外患了。而其实,明朝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土木堡之变”后才堕入此魔咒中,实在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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