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刘濞执意发起吴楚七国之乱的动因是什么?依仗是什么?
吴王刘濞执意发起吴楚七国之乱的动因是什么?依仗是什么?这是很多读者都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西汉初年,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做枚乘,他当时在吴王刘濞府中担任郎中。作为当时地方上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刘濞的野心很大,且对朝廷素来心怀怨恨,暗中图谋叛乱。
汉景帝时期,任命了富有才能的家晁错为御史大夫,主张削减各诸侯国的领地,加强中央的权力和威信,巩固国家的一。而刘濞在看到了一些诸侯王纷纷被削减了领地之后,知道自己也在所难免,于是联络楚、赵、胶西、胶东等国的诸侯王联合策划叛乱。此时,枚乘清醒地看到刘濞阴谋反叛的祸患,于是在其野心尚未彻底暴露的情况下,通过暗喻的方式写下了《上书谏吴王》,对刘濞进行劝谏。
在谏书中,枚乘直言“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於累,难於上天;变所欲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通过“危如累”和“安如泰山”两种情形的巨大差异来提醒吴王。不过,刘濞并未理睬枚乘,反而加紧了阴谋活动。于是枚乘只得离开吴王,来到梁孝王刘武府中做了宾客。
公元前154年,刘濞与一众诸侯王以“清君侧、晁错”为旗号,起兵反叛,史称“吴楚七国之乱”。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汉军节节败退。于是,为了换取叛军退兵,汉景帝采纳了袁盎等人的建议,将晁错腰斩于东市。这时,枚乘又写了《上书重谏吴王》,规劝刘濞见好就收、罢兵和谈。只是此时叛军阵营误以为景帝软弱,故而开始变本加厉。甚至刘濞还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
眼见局势危急,景帝最终下定决心以武力叛乱。汉军在大将周亚夫和梁王刘武的率领下,打败了吴楚等诸侯叛军。七王之中,吴王刘濞逃至东越被,楚王刘戊溃败后,胶西王和赵王城破,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伏法被诛。另外,济北王刘志虽被胁迫参与叛乱,但后来坚守不出,所以赦而未;齐王刘将闾虽为朝廷守城有功,但因曾拟夺帝位,亦数次与反王通谋,首鼠两端,故而战后。这场叛乱仅仅三个多月就彻底失败了,枚乘也因写了《上书谏吴王》,具有远见卓知而名声大振,并被景帝征召进京做官只不过,此时的枚乘垂垂老矣,还没到京城就已经死于途中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枚乘在谏书中向吴王刘濞清晰的指明了反叛的祸患,那么刘濞为何依旧执迷不悟呢?这其实需要从刘濞的人物关系和吴国的基本状况说起。早年间,刘邦为了管理远方的地盘,曾分封众多追随自己讨伐项羽的异姓王。后来为了加强中央治,他先后铲除了八个异姓王中的七个,其中尤其以淮南王英布最为凶悍。彼时年方20的刘濞正在跟随刘邦讨伐英布的队伍里。由于战前英布曾把荆王刘贾了,而当时刘邦的们尚且年幼,于是安抚刘贾地盘的差事就落到了刘濞的头上。
自此以后,刘濞开始对自己的地盘进行非常细致的管理,并利用铜矿和海盐资源丰富的条件,大肆收拢劳力铸造钱币、煮盐贩卖,促使整个吴国变得非常富足。加上刘濞在吏治方面治理有方,当地百姓都非常拥护他。钱粮、金属兵刃、民心兵源,这些都为他后反叛提供了诸侯王难以拟的丰厚底蕴。文帝时期,刘濞的、吴国太子刘贤入京陪汉朝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玩乐,相互间在棋桌上争胜。刘启对傲慢的刘贤非常不满,恼怒之下竟然将棋盘掷向对方,刘贤当场死亡。此事让刘濞知晓以后,因心生怨恨,再也不愿遵守诸侯礼节去侍奉天子了。
不过。文帝时期,刘濞一直隐不发,即便此时的吴国经济几乎占据了汉朝半壁江山。要知道,吴国豫章郡的铜山可是当时天下两大铜矿之一,有“蜀之严道,吴之铜山”的称呼。换言之,刘濞在文帝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汉朝差不多一半的铸币权,更不要说他还修筑了第二条邗沟。所谓“第二条邗沟”,是为了与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主持开凿的第一条邗沟进行区分,它在清朝被改名为“通扬运河”,并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刘濞的经营才能和吴国对他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以后,景帝上位竟然直接粗暴的削减各诸侯国领地,损害最大的便是实力最强的吴国了。所谓国恨家仇一起算,此时吴王刘濞与汉景帝刘启之间的矛盾,于公于私都难以结了。所以,仅凭枚乘的一纸谏书就想要刘濞回心转意,简直是痴心妄想。作为一方霸主、作为一位父亲,即使兵败被也好过妥协退让,毕竟前者还可以勉强称之为奋勇一搏,后者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当然,经过此事之后,汉朝中央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地方诸侯与朝廷对抗的物质基础荡然无存。此后,围绕皇权的争夺逐渐成为西汉王朝中枢权力游戏的主旋律,在平叛中立下大功的景帝同母兄弟梁王刘武,同样产生了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先前曾谏言景帝诛晁错以平众怒的袁盎,就因反对立梁王刘武为储君,遭到梁王忌恨,为刺客所。另一位平叛有功的大将周亚夫,亦因在战争中以梁王为诱饵,从而遭到忌恨,并被梁王后来狠狠的报复了一番,在牢狱中而亡。由此可见,景帝时期的中枢权力斗争已然趋于激烈,即便吴王刘濞听从了枚乘的谏言,其所迎来的也未必是“稳如泰山”的局面。
只不过,站在宏观的视角上,汉朝中央集权获得巩固、中央财政急剧增长,这也为后来大汉帝国对匈奴的反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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