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一天下之后 朱元璋为什么选择明作为国号

　　明代国号的网友们，朱元璋为何将国号定为“大明”?朱元璋究竟出于什么考虑?

　　朱元璋为何把国号定为“大明”?原因很有可能和元代一样，源自于“大道之源”《周易》。

　　传观点认为，“大明”国号强调了朱元璋和明教之间的渊源，因为朱元璋最初着红巾军起家，而元末红巾军初代领袖韩山童和刘福通组建大军的班底正是和明教，且以明为主。韩山童为吸引更多人加入队伍，开始神化出身，称自己是“弥勒下生，明王出世”，自立为“明王”，他的韩灵儿继位后也被尊为“小明王”。

　　若将“大明”之“明”理解为“明教”之“明”，则证明朱元璋王朝的正性承袭自韩山童的“宋”政权和明教势力。然而，朱元璋本人在即位诏书中对自己法的来源讲得清清楚楚：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他承继的法来源于“沙漠”，即蒙元王朝，而赵宋的法在他看来早已被蒙元终结。朱元璋自一天下后立即对、明教等实施严厉的禁锢，恨不得将其彻底消灭。可见不仅朱元璋认为自己的法与红巾军毫无关系，同时也在极力划清自己和明教的界限，再者，朱元璋建立王朝的国号叫“大明”而非“明”，如果来源于明教则没必要多此一举“大”字。故“大明国号源于明教”之说实在立不住脚。

　　那么“大明”与《周易》有何关系?

　　众所周知，元代的国号来源于周易。但世人多只知“大元”二字是“大哉乾元”的简化，至于这句话具体出自《周易》何部分，一般人还不了解。这四字来源于《周易》的《彖传》对乾卦的解读，原文如下：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

　　《周易》六十四卦能称为“元”者仅有乾坤两卦，乾卦为“大哉乾元”而坤卦则是“至哉坤元”。所谓“元”即万物的源头，初始之地，后来也引申为“核心”、“最重要部分”。需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一句，出现了“大明”二字。这里的“大明”指太阳，周易认为乾、坤与阳、阴相对，太阳是自然界的“至阳之物”，是“天”抽象德性的外化，所以“天”和“太阳”二者可以等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是说太阳驾着六条龙(在卦象中反应为乾卦的六阳爻)不断运行而形成自然界的规律，规律又支配万物的生长与消亡。实际上这句话正是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天”的进一步解释。

　　所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天”实际上与“大明终始，六位时成”相对应，其中“大哉乾元”又与“大明”对应，二者在语义上是递进和承继关系。朱元璋用“大明”作为国号，一方面道明了新王朝正性的来源，在气势上也没有被元代压下去。毕竟“大哉乾元”这种类似“宇宙无敌”的表述压过了之前所有王朝的国号，而“大明”与“乾元”相对，意味着明代的气势与元代不相上下，同时也昭示了朱元璋的雄心——他希望自己帝国的鼎盛时期能和元代那样横跨几乎整个亚洲。

　　这并不仅是毫无根据地穿凿附会，在史料中同样找到了这一说法的佐证。《纪事录》庚子年条中记载：

　　“正月初一，上于府门亲书桃符曰：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

　　朱元璋于庚子年元旦在府门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六龙时遇千官觐”正是化用了“时乘六龙以御天”一句，由上文列举内容可知，这句话紧跟在“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之后。可见，朱元璋对新王朝盛况的构想同样源自《周易》，由此倒推，“大明”国号乃是从《周易》中来便有了合理之处。

　　当然，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大明”的国号确实和周易相关，然而目前对“大明”的名字到底源自何处，目前并没有定论。至少，“《周易》来源说”作为一种证据相对充分的理论，完全可以作为一家之言而存在，随着史料挖掘的深入，这一说法也许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