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并没有才能,为什么会被重用呢?
有句俗话说得好:每一个被后世唾骂的臣,都是当时皇帝眼里的忠臣。如李隆基与李林甫。开元盛世,是、经济、文化、军事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强盛,因此被视为中国古时候当之无愧的治世典范。但对于李隆基个人层面来说,为了达成这种辉煌成就,他付出了不少“代价”。
当初李隆基当上皇帝后,面临的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烂摊子,史称“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即缺人又缺钱。此外,“斜封官”泛滥、,外敌虎视眈眈,曾经的贞观气象不复存在。为了应对这一困局,李隆基励精图治、重拾贞观遗风,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打造高效的中央执政班子,为此他坚持“任人唯贤”,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人为宰相。依这些家的辅佐,大唐一步步走出危机,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但无论在任何时代,解决人类的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一定会“几家欢乐几家愁”。所以,任何成绩的取得,都会带来这样的“副作用”:那些实干家,很容易“得罪”人。
在封建时代,首先被得罪的就是皇帝本人。帝王并不是全才,总有认知误区;而且他的个人诉求也不可能随时与帝国整体利益一致。说得高点:皇权、公权并不是完全处在一个轨道上,它们经常会发生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了崇高的理想与目标,会选择对“公权”妥协。就像当初李世民屡屡被魏征气得吹胡子瞪眼一样,李隆基也免不了被那些普遍“直言谏诤”的宰相们怼得毫无脾气。
如宋璟。这位老兄是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三朝老臣,但却三次得罪权贵:武后时期,举报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违反规定;即使武则天当和事佬,他也坚决不改变意见,因此屡被中伤;唐中宗时,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
唐睿宗时,首度为相,因推崇用人唯贤的政策,主张“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得罪了结营私、安插亲信的太平公主,被罢相、贬为楚州刺史。这种铁骨铮铮的“魏征”式官员,缺的是一个新的“李世民”,恰巧当时的李隆基就是。为了扭转混乱、复振贞观之风,李隆基刻意起用三朝硬骨头为相。
多年的磨砺并没有磨平宋璟的棱角,他风采不改当年,屡屡坚守原则、直言极谏、忤旨犯上。但李隆基他的祖、父辈们大度多了:有时即使面子上挂不住,但最终也会勉强接受。
另一位典型就是韩休。这位老哥在直性子方面简直是宋璟的威力加强版。自从他担任宰相,李隆基“小有过差”,就会迎来一阵。有一次,李隆基照着镜子、闷闷不乐,身边宦官解人意:“自从韩休为相,陛下越来越瘦,干脆把他免了吧。”李隆基说了一句话:“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在我看来,这几个字足以百世流芳,值得每个帝王、领导者学习。
在开元25年(公元737年)以前,李隆基大致保持着这种雍容大度、格局高远的帝王风范;他坚持“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赏”,为了政权的兴盛,很好地抑制了私欲的膨胀、皇权的滥用。但极少有人能够从一而终地保持自律,更别说高高在上、手掌生予夺大权的帝王。随着唐王朝的事业走向全面兴盛,李隆基逐渐出现了志得意满、思想懈怠、安于现状的趋势,具体表现就是贪图享乐、荒于政务,贪恋女色、后宫成群,史书中的措词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
这种转变投射在层面,就是皇帝的私权逐渐滋长的趋向,对不同意的排斥、对相权的压制。李林甫的上位,正是顺应了李隆基的这一转变。
李林甫,长平肃王李叔良(唐高祖李渊堂弟)曾孙,因此算是皇室族裔。成年后,以“恩荫”的渠道(凭借父辈的官位、家世、影响力等进入官场,当时属于合法流程)入仕;公元726年,在宇文融的引荐下,被授为御史中丞。
宇文融何许人也?由于主张检括逃户、成功增加了朝廷租赋收入;而且为人精明、反应敏捷。这两大优势,让他成了李隆基身前的红人。有这么一位大佬带路,李林甫业务水平精进,职务也水涨船高,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到了公元734年,被拜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一代名士张九龄一同担任宰相。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公元752年为止,李林甫始终居于大唐宰辅之位,不仅打破了以往每位宰相任职大多两三年的惯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巩固权势、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权臣体制。他之所以被李隆基如此信任,核心“优势”很简单,“刺上意”,即于察言观色、迎合帝王心。
李林甫这种“恩荫”体系的官员,在文学素养、道德品行方面也许不上科举儒生,但在手腕、人情世故等领域却自有一套。担任御史中丞后,他就凭借伶牙俐齿与金元攻势,刻意结交当时在宫中颇有话语权的宦官、嫔妃。通过这些“领导身边人”,他把李隆基的脾好、情绪波动乃至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因此每次汇报工作都能与李隆基的想法高度吻合,由此逐渐获得赏识。
此外,他精准投资,花大力气贴上了宠冠后宫的武惠妃,双方很快达成了同盟。正是依这种出神入化的“社交能力”,李林甫得以火速位居宰辅之位。随后他更是将这种才能发扬光大。他时常“厚以金帛赂上左右,上举动必知之”,李隆基的所有动向都摸得一清二楚;
他与张九龄等名相反其道而行之。当时的李隆基已经无心政务,张九龄也许是没有察觉这种迹象,或者是已然察觉、因而越发尽职尽责,所以“遇事无细大皆力争”;而李林甫,则秉承“皇帝的想法就是我的主张”的宗旨,极尽迎合顺从之能事。以牛仙客事件为例。公元736年10月,鉴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表现优异,李隆基计划提拔其为尚书之职,张九龄认为他“德望不够”,予以劝止;李隆基退而求其次,欲实封爵位,张九龄再次反对。而李林甫则干脆利落表态:“天子用人,何有不可”。
最终,李隆基加封牛仙客陇西县公,实封三百户。皇权的威严,对相权实现了碾压。
与之类似,还有废立太子的博弈。同一年,李隆基欲废太子李瑛、改立寿王李瑁,李林甫身为武惠妃及寿王盟友,以“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的理由迎合李隆基;而拥护传宗法制的张九龄则据理力争:“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为什么喜怒间欲废之?臣不敢奉诏。”最终,张九龄因屡屡忤旨而遭贬谪,太子瑛最终被废;顺应、维护皇权的李林甫却越发“恩宠莫”。
综上,李隆基执政的前后半期,对皇权的认识持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前期,为了国富民强的理想,他选择了向王朝的利益让步,任人唯贤、压制个人,由此出现了名臣满朝的可喜景象。后期,出于对现状的志得意满,个人战胜了曾经的自律,皇权意志肆意扩张。而于揣摩人心的李林甫则顺应了这一迹象,他高举维护皇帝个人意志和决定权的大旗,以君威作为压制同僚、巩固自我地位的武器。
李隆基、李林甫可谓一对完美搭档,从合作中获得了各自所需。然而,出于私心与博弈的需要,俩人推行了由蕃将出任节度使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唐王朝由此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走向覆亡。《新唐书》将李林甫列进《臣列传》,可谓实至名归。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承了其衣钵。安史之乱爆发后,鉴于李隆基对杨国忠一如既往的信任态度,也许他仍旧认为李林甫是自己的“忠臣”。读史明智、鉴往知来。看到这里,咱们也许不难理解,为啥如今一些企业里的庸碌之辈,却总能成为领导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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