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皇帝可以随意挥霍国库吗?有没有人管束?

  影视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皇帝龙颜大悦,开口就赏黄金万两,布匹五千,良田千顷。仿佛皇帝有无尽的钱可以挥霍,一些国人也以为然——天下是皇帝的,钱还不是他的!可果如此吗?非也。其实在2000多年前,皇室财政与财政就已有区分。

  秦始皇一天下,化家为国,在建立国家机构的时候,就注意和皇室的区分。汉承秦制,这两者的分工已经非常明确。三公九卿里,就有大司农(起初叫治粟内史)和少府。大司农负责国家经济,财政主要来源于田赋租税,用于各项支出。少府管理皇家财政,主要来源山泽口赋等,用于皇帝以及皇室常所耗。线索清楚,分工明确,皇室的私人花费不能从那边要,的支出也不应从皇室这边拿,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可是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经济要触及,皇室所用更要经手。一手,一手私人,用起来难免就产生联系。汉武帝算是较早遇上这种情形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热衷战事(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打爽了收不了手,回头抄家伙的时候发现没啥钱了。在发现把自己的私房钱(少府)补上还不够后,汉武帝就去问盐铁商人要点钱。

  可是盐铁商人缺心眼,跟汉武帝讲道理来,说已经缴税了(盐铁税收当时由少府负责),不给。汉武帝向来不惯人(参照司马迁),转手就把盐铁经营权要了回来,给大司农负责,经营,是为“盐铁官营”。由此可见,汉武帝对于财政与皇室财政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非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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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此制度沿袭至唐宋。唐朝国力强盛,发生变化相对较少。到了宋代,宋太祖立国之初,考虑战事多要用钱,专门设立了“封桩库”,把每年多余的钱放到里面,有备无患(《宋史纪事本末·太祖建隆以来诸政》:凡岁终用度之餘皆入之,以为军旅饥饉之备。)法理上这还是属于国家财政。可创业者的头脑低估了富二代的浪,宋朝本身有钱,放着一大堆银子不用,于是放着放着就放到了皇帝的腰包了(属于私人)。

  这边的官员也不傻,打仗往大讲是为了国家大义,往小处想其实还是为了皇帝。皇帝家打仗,你作为一家之主不表示表示?!所以一到战事吃紧,国家财政紧张,官员就惦记起皇帝的私房钱。宋宗就遇上很多次官员来借自己的私房钱,他看着不对头,这是要掏空的节奏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于是警告说别总惦记着我的钱,自己挣去!(切诫三司,毋得复有假贷)回头又威胁管私房钱的官员,禁止透露我的存折余额(内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

  至此,皇帝有多少钱,那边也不清楚了。但是宋宗的人宋仁宗挺厚道,据《宋史》记载,宋仁宗有多次是直接从私房钱补贴国家财政,数目也不小,这是正面例子。可偏偏上来个搞艺术的宋徽宗,公私兼顾,皇家的的钱都给他倒腾得差不多,国家就差不多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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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皇帝吸取了宋朝的教训(问皇室要钱),于是反其道行之(皇室问要钱)。当然首先把钱紧紧在内库(自己手里),国库则在户部。明朝奇葩皇帝多,觉得国库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时不时就去敲诈一笔,据说最高敲诈纪录的一次是2400万。

  除了敲诈财政,明朝皇帝还脑洞大开,自己创业搞创收:武宗朱厚照在后宫里开市场做买卖,自己做店长,赚钱存入内库(难以理解)。可在后宫毕竟市场小赚不了大钱,武宗就到宫外开皇店,放高利贷,收入巨大,但与民争利,终酿大患。

  神宗朱翊钧赚钱后,喜欢在炕上数私房钱(地主老财)。钱赚了,却不舍得花,准确来说是不舍得为花钱,连打仗缺钱也不给:谕廷陈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神宗朱翊钧)。明朝中后期混乱黑暗,经济难续,农民时有发生,及至李自成、张献忠起,已经病入膏肓,再难自救。

  到了清代,治者再次吸取前朝的教训,建国之初就把自己的小金库充公了。需要用钱时,就从国库里面支出,每年十万两,支出来的钱由内务府管理,与户部保持。

  清初皇帝也定下祖训不能伸手到户部要钱。可是皇帝花钱也没有准头,像乾隆南巡,公家费用大,私人的费用也不少,缺钱了也不好问户部要,所以乾隆发明了“议罪银”(专门为违法官员设计)。简言之,交钱免去一定的罪。官员有钱,花钱免罪,再多也愿意给(反正还有机会捞回)。这种创收虽然不妥,但也反映了清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与皇室财政不可逾越的规则。

  可到了清末,慈禧又忘了规则,伸手从户部要钱修建了颐和园。可是这笔钱是预作海军军费,当时内忧外患,西方列强正磨刀霍霍要瓜分中国,如此情况还为一己之私,兵败如山就是预料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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