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的司马家族为什么能成功夺取曹魏的政权？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对司马懿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实际上曹魏算是三国第二个被消灭的政权，因为司马炎建立晋国的时候还并没有消灭东吴。估计曹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竟被司马家篡权成功了。为什么曹、曹丕和曹睿三代君王都没能防住司马懿呢?难道的是因为司马懿活的太长啦?其实司马家族夺取曹魏政权也不全是坏事，可能还促进了曹魏的发展，而且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反抗。

　　曹魏的政权，从公元220年开始，形式上维持到公元265年，为晋所代替;但实际上，从公元249年司马懿曹爽后，政权就已经是掌握在司马氏家族手里;这一年是魏晋政权交替的关键性的一年，司马懿虽然没有做皇帝，但他是魏晋政权交替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司马懿和他的儿孙为什么能够夺取曹魏的政权而代之呢?这要从当时客观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曹魏、司马氏政权性质对当时具体历史情况的适应和不适应上来说明。

　　自东汉以来，和中央皇权势力相对抗的地方豪强势力兴起，这个地方豪强势力在经济上上有强大的巩固的基础。黄巾失败、东汉帝国瓦解后，豪族势力更为发展。

　　曹起于这种历史环境中，曹也是这些地方豪强势力中的一个。曹集团在逐渐扩大发展中，也就更加吸收了很多地方豪强势力，成为自己集团中的骨干。但曹和别的地方豪族集团是存在着区别的。曹的祖父曹腾是个宦官，桓帝时为中常侍，大长秋。所以曹的家世是属于宦官系的。这一系就从东汉以来是中央皇权的依附物，是站在皇权一边和世家豪族对立的。

　　曹一出手，对于世家豪族势力就是采取打击政策的。曹二十岁的时候，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都尉。他初入尉廨，就“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后来，他做济南国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祀，宄逃窜，郡界肃然”(《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在迎接汉献帝都许以后，曹是实际上的政权掌握者，是皇权的代表人。在他向国家政权的掌握者路上发展的时候，他的集权和世家豪族的地方分权的矛盾就慢慢地更加显露出来了。对于世家豪族，曹逐渐采取打击的政策。

　　袁绍是汝南豪族，袁绍在河北时的，就完全是世家豪族的。曹取得河北后，就一反其道而行。

　　《魏书》记载他取得河北后曾下令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匿罪人，为逋逃主。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而弱民兼赋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

　　曹对于手下能打击豪强的人都是非常鼓励的。杨沛为长社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之。由此太祖(曹)以为能”(《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满宠为许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乃速之。太祖喜曰：‘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

　　曹洪是曹的族弟，战争中救过曹的命，是豪族大家，宾客布在各地。杨沛、满宠能打击曹洪宾客的“征调不肯如法”或“犯法”，曹就称之曰“能”，称之曰“当事不当尔邪”，这可看出曹对豪族的态度。

　　规矩老实一点的豪族，就向曹俯首帖耳地臣服。如豪族李典，在黄巾时合宾客部曲数千家随曹。及曹破袁绍，李典自请以宗族部曲三千家徙魏郡(曹封地)。

　　曹强化集权的政策，也表现在他所采取的封国制度上。曹对于功臣的封立，多是只有虚号而无实封的。有实封的，封地和封户也是很少的。除张绣外，诸将封户未有满千户的。曹的集权政策也为他的子孙所继承。

　　魏文帝对于各封户本已很少的封侯，还采取汉武帝推恩的办法，从他的封户中分出一部分封他另外的为列侯。

　　魏的同姓封国，情形更惨。皇帝的子弟，名义上虽也封王，而实际上却毫无实权，甚至毫无自由，和囚徒一样。皇帝对诸侯王管制极严。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在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诸侯王也不得和人来往。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述魏的封国说：“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另一位史家也说：“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曰)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曹魏政权下有两种力量在矛盾着，一种是集权的力量，一种是益发展起来的世家豪族势力。

　　司马氏对曹魏的政权争夺，正是代表着世家豪族对集权的反抗。在曹魏中央集权政策的控制下，这些的世家豪族虽然不敢公开反抗，但对集权蕴着不满。

　　在王凌计划起兵反对司马懿之前，他的王广曾有一信劝他不要起事，信上说：司马懿诛曹爽及其同，“同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所谓百姓，当然是指的一般世家豪族阶级，不会是劳动人民。百姓的“莫或之哀”，正说明世家豪族是不同情曹氏的。

　　魏明帝时，兖州刺史王昶曾指出这是曹魏政权的危急。他说：“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但王昶这种微弱的呼声，在曹魏中央集权打击豪强的大氛围中，没有被注意。

　　东汉以来发展起来的世家豪族，其势力是强大的。汉末以来分散性的地方经济的发展，更是促进分权的世家豪族势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是有可能冲倒集权而成为上的支配力量的。掌握着这一历史条件的便是司马懿父子。

　　曹氏与司马氏的斗争，是集权和分权的斗争，是皇权和世家豪族的斗争。司马氏的胜利代表着分权的世家豪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