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让唐朝灭亡,的跟安史之乱有关吗?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安史之乱在唐朝逐步走向藩镇割据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更何况,在安史之乱后的百年时间里,唐朝中央一直牢牢掌控着政局,仅有极少部分的割据藩镇还一度被平定,而非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便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而且,如果要从深层次来分析藩镇割据的产生原因,这还要从唐朝建立之初的地方行政区划等一系列制度说起,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归结于一场安史之乱。
我们都知道,在秦朝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治时期,全面推行了郡县制,而后汉初推行了郡国并行制,此后经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祖孙三代削弱各地藩王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在推行推恩令的同时,创造性地将天下划分为十三个州,州的长官是刺史,刺史不具备行政权,但是手握监察权,负责监管各自辖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东汉末年,州从一个监察区划逐渐成为了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刺史(州牧)成为了州的行政长官。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州郡县制度被后世王朝所沿用。
到了隋朝治时期,曾经高效运转的州郡县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各地行政区划混乱,州郡长官手握兵权,对中央朝廷形成了不小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隋朝治者先是废除了郡这一级行政区划,而后将州改称郡,恢复了秦朝的郡县二级制度。为了削减州郡兵权,在郡之上设立辖一方防务的都督府,长官称“总管”,由中央直接以宗室、京官担任。
唐朝建立之初,因天下尚未一,内忧外患不断,唐高祖便给予了都督府极大地行政权力,使得其从一个“军区”演变成为了一个行政区划。到了唐太宗即位后,唐朝内忧外患逐渐解除,唐太宗将都督府大多裁撤,只留下了少数几个边境的都督府。不过,却也将都督府手中的行政权和绝大部分兵权收归了中央。而后,改郡为州,增设“道”作为一级监察区划,“道”的长官为采访使,负责监察辖区内官员,由中央官员直接出任,与汉武帝时期的刺史职权相仿。
到了唐睿宗景云年间,因的需要,唐睿宗在凉州、赣州、肃州、瓜州等七州之上设立河西节度使,全权主持对吐蕃战事,兼领七州行政、财政大权。
而到了唐玄宗治时期,因为此前唐高宗、武则天等君王不断开边,唐朝治下的州已达三百多个,再加上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晋升体制,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员大多都是无能之辈,且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不够,中央与地方的分离之势愈演愈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玄宗亲自整顿吏治,将大批京官外放,又罢免了一批无能的地方官员,将能力出众的地方官员提拔到了中央,并且将“道”的数量从十个增加到了十五个,要求此后每年各地采访使、按察使皆亲自到各州县考察地方官员,能力出众的升职,能力不行则就地罢免。
同时,为了进一步地向外扩张,巩固,唐玄宗先后在边境重镇设立范阳、朔方、安西四镇等八大节度使与岭南五府经略使,再加上此前设立的河西节度使,到了天宝年间,“十节度使”局面形成,府兵制度被募兵制所取代,十节度使麾下集结了唐朝几乎全部的精锐,共计四十余万人马。
在节度使设立之初,他们手中虽有军政大权与财政大权,但是他们仍旧需要接受各道采访使的监管,只要有一点异常出现,采访使甚至有直接将其押往京城问罪的权力。在这一体制下,节度使与采访使职权高度分离,没有军政大权的采访使自然没有割据的力量,而有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又要接受由中央官员出任的采访使监管,一举一动皆在中央朝廷的监管之下,根本没有形成割据的可能。
可是,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将采访使与节度使权力合二为一,为此后的埋下了伏笔,这个人便就是安禄山。
公元744年,安禄山被唐玄宗任命为范阳节度使,而后,因深得唐玄宗信任,安禄山又兼任了平卢、河东两镇节度使与河北道采访使。就这样,安禄山得以手握河北军政大权,而又身兼采访使,使得朝廷对其的监管能力几乎为零,一来二去之下,安禄山野心极度膨胀,于公元755年发动了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在平叛的过程中,为了抵御安史叛军,唐肃宗、唐代宗父子大肆封赏节度使,等到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已经形成了三大节度使聚集区域:边疆、中原以及东南。
但是,请注意,此时的唐朝虽然藩镇林立,但是中原、东南以及除河朔三镇外的边疆节度使,悉数听命于中央朝廷,并未形成割据,而不是如有些同学所想的那样——安史之乱后,唐朝便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军阀混战之中。
在这三大节度使聚集区之间,又在批次之间形成了掣肘——边疆藩镇负责抵御外敌,中原藩镇负责提防边镇叛乱,东南藩镇负责供养中央财政。
就这样,唐朝得以在安史之乱结束到唐懿宗在位期间,度过了一段大致稳定的时光,其中就算有河朔三镇复叛、奉天之难等藩镇叛乱事件的发生,但是中央朝廷始终能够第一时间叛乱,甚至一度消灭了割据的河朔藩镇。
而正正使得各地藩镇失控的标志件,应当是唐朝末期的黄巢,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着重讲述过这一事件,在这里笔者就不过多叙述了。
综上所述,节度使的产生是唐初施行的州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运转不顺的结果,而藩镇割据的出现,则是中央朝廷将节度使与采访使权力合二为一的恶果,而非是那场安史之乱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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