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覆灭，与白银有什么关系？

　　今天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明朝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帝国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之乱”。

　　为官清正的朱纨，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不为所动，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东南沿海的贸易压得死死的。

　　当时整个帝国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

　　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更不是，要求从轻发落;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请求皇帝撸掉他的军事权力。

　　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和“海盗”，处以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非常惊恐，再次朱纨“擅”——帝制时代，生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伐，给了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绝望中，朱纨喝下药。临死前，他颇为无奈：“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我。”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系于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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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年，从本驶向中国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获，船上满载白银3000公斤。当时，在海上从事中贸易的这样的商船，大约有10—20艘，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0000公斤。

　　而这都属于非法的贸易。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本九州，跟本“以物易银”。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方面问船主，为何事而来。船主回答说：“以贸银事往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说明，中国商人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海上贸易，已经开始了。

　　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白银进入中国的一个来源。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作、、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主要国家。

　　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中国产品。

　　其中一条路线是：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本土南部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再经马六甲运至门。然后由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本、印度、中东、近东、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

　　仅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运至门的白银，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银直接航越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经过贸易转至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线，成为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会习惯性地声称“天朝上国，啥都不缺”，这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维持大幅度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使然吧。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

　　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白银)这么有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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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着学宋元两代印钱，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从未想过元朝正的死因是什么，以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起就开始贬值。

　　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仅仅发行了15年，钞值已经贬到官方定价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60年之时，宝钞对白银的市场价，降到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在60年间，贬值千倍，形同废纸。户部经过调查后表示，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直到大明宝钞发行大约100年的时候，即正至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流通中彻底绝迹。这个时间点，跟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有因此灭亡，只是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采购等，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帝国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来自于我前文所说的海外白银，包括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节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了，大航海时代也刚好来临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其实对贸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国制造换取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贸易的问题，以“倭乱”之名被当成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受命巡抚浙闽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贸易进行收紧。无论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还是后来胡宗宪诱捕纵横东南海域、在本叱咤风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趋严的表现。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严禁海外贸易，相当于切断了白银输入的路径，引起浙闽两省的内部反抗不说，光是对于明朝货币的供给而言，就已经造成了白银紧缺的恶果。

　　所以，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帝国已经有撑不住的迹象，赶紧开放了“海禁”和“银禁”，以宽松的政策，促进白银流入。巨量的白银，最终缓解了明朝的经济窘迫，并促成了后来张居正的改革，增强了朝廷的财政实力，使其能够为之后的“万历三大征”买单。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没有隆庆开关，继续执行严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撑到17世纪，的很难讲。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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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稍微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中国的资本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财富暴涨，也改变了当时人的金钱观念、消费观念以及关系。

　　我们熟知的，《》等小说在晚明的泛滥与畅销，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阅读情趣的产物。这引起了一些观念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拜金、奢靡消费是世风下、人心不古的表现，而归根结底是整个对白银的渴望引起的。他们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户部尚书丘濬就从明朝的治需要出发，主张应该由君主垄断货币权，如果朝廷放弃货币铸造权，就会造成混乱。

　　我在前面说过，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因为无发行而崩溃，白银于是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但由于中国自产白银非常有限，明朝无法行使白银铸币和发行权。虽然很长时期内朝廷并未承认白银的法币地位，但实际上，国家已经默认了白银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手里又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之于商人。

　　以丘濬为代表的一些官员，预见到国家垄断货币权的历史，在明朝中后期结束了。国家权力，将被极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一步步向控了进口货币的商人妥协，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帝国内部，与商人、相互博弈的产物。张居正曾说，“一条鞭法”乃“势所必然，势所必行”。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明朝国家财政收入，在“一条鞭法”全面实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从国库一年收入200万两白银，飙升到400万两左右。

　　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降临。

　　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分析，我们已经写过很多，如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民变频发、满洲崛起、朝廷争，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错了方向等等。应该说，任何朝代的沦丧，都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白银，也参与了埋葬明朝的整个过程。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

　　1640年，本断绝了与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与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这些新增的税收，从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帝国的和巨商，原来就有窖白银的习惯，巨额白银被入地窖，退出流通领域，如同进入黑洞。如今，白银紧缺，民间惶恐，也纷纷窖白银自保。结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少了，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的白银也少了，造成了严重的银荒。

　　1642年，崇祯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换白银0.97两。这是想裸地从老百姓手上白银，时人评论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