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与支持者都有什么人？为什么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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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两次著名的改革，两者殊途同归都失败了，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庆历新政的主导者和支持者全都反对王安石变法，都是改革，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看一下内容，庆历新政一共十条分三个层面：1、澄清吏治①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②抑侥幸(官僚滥进)。③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④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⑤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2、富国强兵①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②减徭役。③修武备。(整治军备)。范仲淹主张恢复府兵制，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因辅臣反对而作罢)。3、厉行法治①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②推恩信(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王安石变法内容更全面：富国之法：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低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贷款。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用近易远”的原则，一收购和运输。强兵之法：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保马法将原来由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整顿太学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同时，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惟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很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通过对我们发现庆历新政重视的是改革，王安石变法是注重经济兼顾。庆历新政是的改革，它只是针对政策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调整，对于祖宗之法并没有大的改动。王安石变法是完全推倒重来，这严格意义上讲不是改革是，只不过没流血而已，也没推翻。我们单看内容好像看不出来当时的官员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这和历史传有关。儒家思想是鄙视商业商人的，所以国家对于财富不能过分的追求，汉武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就将一切挣钱的项目都收归国有，国家是有钱了，但百姓的生活差得，不得已最后取消了一些行业。王安石变法里的富国之法和当初的桑弘羊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择手段地挣钱，因为国家缺钱。儒家讲官不与民争利，王安石的行为不符合儒家思想。他的很多措施针对的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很多官员他就是大地主，这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了。庆历新政也侵犯到了，不过庆历新政弄得是什么，他是把那些庸才罢免了，这样的人必定是少数，而且他不是取消恩荫而是严格化，也就是说制度没有大变，很多人都能接受。即使如此庆历新政还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太大了，庆历新政的很多人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利益受损了，所以他们反对。

　　另外主导者的身份也很重要，庆历新政的主导者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这在当时都是正人君子的代表，给人的感觉就是一身正气。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大败西夏，威望极高，富弼更是以一人之力对抗辽国，所以这些人弄改革，从上到下都会觉得有希望了。而且庆历新政最后失败也是因为下面的人办事不力，没有人怪到范仲淹他们头上。王安石变法可不一样了，本来王安石也是君子的代表，可随着变法的开始，人们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苏洵还写了一篇《辨论》，没有明着说王安石，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他。王安石不注重个人卫生，苏洵直接说这就是大之人，儒者应该注意个人形象，这点王安石做的的确不好。另外王安石重用的那些人全是臭名昭著的人，吕惠卿、章惇、蔡京这在当时都是大家公认的臣，李定更是搞了差点弄死苏轼，这样的人搞改革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谱。像韩琦这种君子著称的人，肯定看不惯王安石这群人，当然不会支持他们。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王安石较倒霉，刚变法就闹天灾，王安石不信邪，还说了惊天动地的三句话”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虽然说是为变法打气，可是这是当时的人们思想差距太大，认为王安石什么都不管了，国家肯定会乱。范仲淹改革的时候是先搞试点，大家提意见了赶快改或者停止，王安石给变法定了基调，自己的就是对的，拗相公听不进去任何意见，这就出问题了。王安石的这种性格不合适做帝国的宰相，神宗皇帝也年轻气盛，这样的两人在一起国家容易出事。改革的措施就算是完美的，你的初心都是好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执行中会不会变味。中国的官员讲究政绩，这是升迁的标准，可是政绩这东西很难有个刚性的衡量标准。地方官就以新法的执行力度作为自己的功绩，争相较。那个青苗法本身是利民的，可到了地方，官府强行摊派，你不缺它也要贷给你，这样百姓怨声载道。

　　其实当时的两派人争论的焦点不是改革不改革，因为大宋当时必须要改革，不改革就面临没钱的窘迫局面，问题是怎么改革。庆历新政的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是认为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以及新形势下该做的调整没有做。而王安石则认为祖宗之法都是错的，要尽数废除，也就是将罪责归结到制度的缺失，这在当时其实是很大的罪过，这等于公开的否定了前代君主，也否定前代的宰执们。韩琦、富弼这时候还健在都当过宰相，王安石把他们都给否定了，他们能接受的了?而且这些老大臣们并不认为国家已经到了要彻底变法的地步。不单单是他们，老百姓也是这么认为的，仁宗创了一个盛世，人们还沉浸在嘉祐之治中，大宋很美好，不需要变法。神宗当初要变法主要还是想打仗，可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人心思定，没人想打仗了。汉武帝时期，匈奴对汉朝是威胁的，可宋神宗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虽多，可是大家是和平相处的，宋朝和他们互通有无还挣了很多钱。

　　其实中国古时候的改革就商鞅变法成功了，商鞅能成功在于他处于历史转型的时期，而且他的措施侵犯的是小部分人的利益，满足了大多数人，商鞅也不是说贵族就不是贵族了，贵族你上战场立功了还是贵族，这对于贵族脸上也有光。而且商鞅变法时秦国的疆域远不如后世的王朝，也就不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不同的地方差距太大了。后世的改革纷纷失败就是所有措施全面铺开，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农业下，土地肥力，气候环境都影响着农业生产，如果一刀切，那就是对于有的地方这是不足的，有的地方又是不需要的，正刚刚好的就很少了。秦始皇当初就没有强制各地耕作制度也要一致，因地制宜是很重要的。

　　韩琦他们的反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朋，范仲淹当初就是因为朋失败的，可是当时他并不想搞朋，而王安石的非此即彼已经造成事实的朋了。唐朝后期国家衰落的一个原因就是朋之争。宋朝的这些大臣其实不愿意重演这一幕，可王安石变法从开始的那一刻，北宋的朋之争也就开始了，最后消耗了北宋，南宋人在总结北宋灭亡的时候就归结到朋之争。南宋选择昭勋阁功臣的时候，王安石变法中的改革派无一人当选，韩琦和富弼却赫然在列，而且他们还是两宋有名的贤相，士大夫的偶像。王安石的脾气和做派很多人也看不惯。很多人推辞不当官理由都很充分，像包拯人家是侍奉双亲，践行孝道，赢得了美名。王安石的推辞就让人觉得有点沽名钓誉了，而且长时间的不洗澡什么的，估计也没人愿意和他说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安石身边都是一群小人，大家自然不会看好他。

　　范仲淹搞改革的时候是被寄予厚望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却是除了皇帝没人支持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韩琦这些人是他的前辈，而王安石的态度，让这些人成了对立面。可惜范仲淹已亡，不知这位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会怎么看王安石变范仲淹和吕夷简都可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信他对于王安石不会太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