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乱世,为什么两世就了呢?

  隋朝结束了我国南北朝的局面,建立了全新的大一王朝,在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强大的隋朝为何只存在了两代皇帝就早早灭亡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篡夺北周帝位,建立了隋朝;589年,隋朝出兵平陈,一了中国,617年,隋朝被李渊建立的唐朝取代。前后三十七年;如果从一全国算起,则不过二十九年。

  中国历史上,由分治而被一的王朝,有秦的结束战国诸雄、西晋的结束三国、隋的结束南北朝、宋的结束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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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中,秦、西晋和宋,都经历了“一--一”的循环。“五胡乱华”以后,晋室南迁,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方则是五胡十六国、北魏以及东魏-北齐、西魏-北周。

  虽南北分治,但并非由“一到”。这有些像宋以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的对抗(只是这时所谓“中原王朝”的版图已退至江淮以南,而北方的游牧部族所控制的区域南下到了黄河流域)。

  但又不同于蒙元、满清那样以“异民族”的姿态、摧枯拉朽般整合东亚的“一”方式。五胡十六国,特别是此后的北魏。

  因长期占据黄河流域这一“中原”的核心地带,及其深入的汉化,自认为具备了与江淮以南政权争正、争正朔的、文化资本,从而又具有了传的“从到一”的色彩。

  隋帝国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快就被推翻了呢?

  535年,北魏为东西两部分;577年,北周灭北齐,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了陈朝,一了中国。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本属“同根”,但长期的征伐,使双方有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并没有随着北周吞并北齐而减弱。

  相反,北周以征服者的姿态,歧视原北齐控制的所谓山东之人,称其为“机巧伪,避役游惰”之民。这就是《隋书·食货志》所称的:“是时山东尚承齐弊,机巧伪,避役游惰者十六七。

  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

  对北齐的高层,也采高压态势,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2003年第一期)已多所论述。

  灭陈后,隋对南方也采取高压政策。时苏威受命巡抚江南,《北史·苏威传》称:“江表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不相陵越。

  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苏)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

  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啗其肉。

  于是旧陈率土皆反,执长吏,抽其肠而之,曰更使侬诵五教耶。”当地民众这场规模不小的武装反抗,终被。

  周隋攻灭了北齐、陈朝,建立了一的帝国,由地方政权变成了全国性的中央政权,但是,在理念上,却没有随着版图的扩大而扩大。

  没有同时完成“地方政权中央化”的历程。强迫原北齐、陈朝的上层人物入关,并不是为了扩大治基础,而是旨在控制。

  中下层人士想入仕,却遭到排挤。仍旧以一个地方人物为中心、以一个地方政权的心态,来控制一个全国性的政权,这是当时上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全国十五年之后的604年,隋文帝死,其子杨广即位,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

  隋炀帝在位不足十五年,以618年他在江都遇害为标志,隋帝国实质上已结束了。

  隋文帝一全国后执政的十五年,没有能完成关中地方政权的中央化,那么在隋炀帝执政的十五年,是否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付诸解决呢?

  604年七月,隋炀帝即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到洛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今山西临汾河津)东接长平(今山西高平)、汲郡(今河南汲县)。

  抵临清关(今河南延津),度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临汝),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上》)。

  这是围东都洛阳一圈,掘堑、设置关防。营建东都,中心东移,说明隋炀帝有“关中政权中央化”的意识,但仍然是自设关防、设关自固的思维。

  这实际是将关中的“关”向东扩大而已。与此相关的,就是疏通运河,以东都为中心,西北抵涿郡(今北京),东南到江都(今扬州)。

  加强了关中与山东、江淮的沟通和联系,以促进在地理意义上的联为一体。

  当然,他的几次巡行和耀兵,都是通过威慑而旨在加强对久与关中为敌的山东、江淮,特别是对山东的控制。

  我们再通过《隋书·炀帝纪》来看一下他在位十五年的行程。

  605年八月,幸江都,606年四月返东都。

  607年四月至八月,沿黄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楼烦关,至太原,返东都。

  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恒岳,返东都。

  609年二月,自东都返京师。三月,巡行陇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刘家峡附近渡黄河,至今青海乐都;经祁连,至张掖,九月入长安。十一月幸东都。

  610年三月,到江都。

  611年二月,自江都乘船,经通济渠,北上涿郡,准备攻打辽东。612年正月,大军集涿郡,七月失利班师,九月至东都。

  613年二月征兵讨,四月至辽东,六月发生杨玄感之变,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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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年二月,议伐,三月至涿郡,八月班师。十月至东都,还京师,十二月又至东都。

  615年五月,至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至雁门,被突厥围,九月围解,十月返至东都。

  616年七月,到江都。618年三月,被宇文化及等。

  他即位后,在长安呆的时间极少。除巡行外,他主要是在江都和东都。进攻,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个转折点。

  自此,山东民众,即所谓“山东豪杰”开始。613年,伴随着民众的扩大,作为治集团的高层人物,杨玄感起兵反叛。

  这一年,隋朝急转直下,以615年隋炀帝被围雁门为标志,隋帝国的控制力大为减弱;次年隋炀帝到江都。最后的两年多时间,他一直呆在江都。

  隋炀帝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打,一直是学界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按理说,并没有对隋帝国构成实质性的危害。

  对隋帝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突厥,隋炀帝倒很理性,采取的是守势。我们认为,结好突厥,是为了震慑;而攻打,是为了威慑河北和河东。

  607年、608年他两次巡行河套地区,612年、613年、614年三次攻打,其实的目的,始终是针对河北和河东。

  河北、山东一直是成为中央政权却仍固守“关陇”地域性的隋王朝的假想敌。这既与关中的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长期征战有关。

  也与隋文帝杨坚控制北周、尉迟迥起兵于邺(今河南安阳北),炀帝即位、其弟汉王杨谅起兵于并州(今山西太原)有关。

  尉迟迥起兵,“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北史·尉迟迥传》)。尉迟迥起兵是在河北,但隋文帝颇以绛、汾为忧。

  “尉迥之作乱也,高祖忧之,谓(韦)世康曰:‘汾、绛旧是周、齐分界,因此乱阶,恐生摇动。今以公,为吾守。’”(《隋书·韦世康传》)汉王谅起兵时,他的两位重要谋士是南朝梁的大将王僧辩之子和陈将萧摩诃。

  王氏劝汉王说:“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害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

  (《隋书·文四子杨谅传》)无论正方、反方,都是从区域的对抗着眼来思考问题,利用或防范的,都是关东和江淮,尽管也许这种区域对抗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当事人想象得那么严重、那么大。

  对隋朝短命的认识与理解,亦复如此。这也多少印证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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