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官员有没假期？他的的假期制度如何呢？

　　我们现在的假期制度是建国后制定的，那么在遥远的古时候，官员和百姓的放假制度是怎么制定的呢?

　　古人如何休假?各个阶层的人是否有所区别?史学杨联陞的文章《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对此有过详细的介绍，从官员、农人、商人、工匠、学徒、仆人、学生、僧侣等多个阶层做了详细的考证和介绍。

　　一、官员假

　　这一节主要限于官员阶层的正常时间表，因为每一个官员的工作时间表显然不必相同——他的职位可能是忙碌的，也可能是清闲的。一个懒惰的治者或官员常常不能按时办公或视朝，而一个勤谨的皇帝会夜不休地工作。

　　(一)从汉到清，官员假：五天一休到完全废去

　　1、具体规定：

　　首先，我们要问，在传中国是否有相当于星期天的例假?答案是有的。

　　在汉代，官员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办公，这个假称为“休沐”，下至隋代仍然奉行这一个假。不过在汉代以后的时期，南方中国曾经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至少建都在今南京的梁朝曾经规定每十天之中才仅有一次的例假。自唐至元都奉行这一个规定。这些假称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二十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或三十)。明、清时代再进一步削减，完全废去这一类假的规定。直到时期，星期天才成为官方假。

　　2、假不断削减的原因：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对例假的不断削减?可以想得到的简易答案有两个：

　　第一，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处理的职责(或许是繁文缛节)长期的增加;

　　第二，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皇帝对待他的官员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主人。大致说来，这些解释可以用于治权力较前代集中的明、清时期。唐代的事例则有所不同，因为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唐代的节庆假和假期相当多。

　　第三，官员住所与假期：

　　1、汉代官员住在官署

　　要了解从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汉制转变到在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官员的住所。可以断言的是，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因此在理论上，虽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但是在夜的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处理公务。由于大部分官员住在他们的官署，休沐的假对于家庭在一定距离内的官员来说，等于是一个回家的休假。

　　根据史籍所载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假里，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无力乘车或乘船，会步行回家。一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回家途中，会首先拜访他的亲戚朋友。无疑地，很少官员会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前汉时期，薛宣守左冯翊(一个邻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员都休假，只有贼曹掾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这样的一个教令给他：“盖礼贵和，人道尚通，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张扶因此自觉羞愧，而的官属则赞美这个教令。

　　汉代以后，可能继续有一段时期官员必须住在官署里。这可以用公元3世纪曹魏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苛刻的官员不肯给一个属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亲，而这个属僚的父亲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农王思在他年老的时候变得疑心很重，当这个属僚因为父亲病笃而要求请假时，王思生气地表示：“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第二天，这个属僚的父亲死了，王思一点也没有悔恨的意思。

　　2、南北朝时期，官员开始夜晚轮流值班

　　在南北朝时期，当官员开始编组在夜晚到官署轮值时(这个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时代中国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变。从唐始，官员习惯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当然，如果是一个朝会的子，京城里的官员会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们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没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员留在官署的时间减少，削减例假似乎也是公平的。

　　(二)节庆假

　　除了类似星期天的休假外，的法令也规定了节庆的假。

　　在唐、宋时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节庆。最长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据我计，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节庆假，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诞和老子的诞辰各放假一天。[《唐令拾遗》《假宁令二十九》：一甲诸元、冬至并给假七。寒食通清明给假四，八月十五、夏至及腊各三。正月七、十五、晦、春秋二社、二月八、三月三、四月八、五月五、三伏、七月七、十五、九月九、十月一、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及每月旬，并给休假一。内外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授衣假，分为两番，各十五。田假若风土异宜种收不等，通随给之。一乙：假宁令：二月十五，玄元皇帝降圣节，休假三。]

　　宋代有五十四天这样的假，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为“休务”，可以推测到的假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照常办公。宋代不认为佛诞和老子诞辰是法定假，这可能反映、影响力的衰退。

　　元代规定有十六天的节庆假。

　　明、清时期，节庆假起初甚至元代还少。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和节庆假损失的补偿。

　　(三)婚丧等假

　　当个人为了执行对家庭和宗族的责任时(例如，近亲的婚丧)，的法令也规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类似的假期。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的定省假。

　　二、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如果是亲戚，则有一天。

　　三、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的近亲行婚礼，则分别有五、三、一的假期。

　　四、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

　　五、的近亲去世，分别有三十、二十、十五或七的假期;如果是远亲，则分别是五、三或一。

　　六、亲身受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

　　七、个人的忌，给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除了最后一项，这些规定似乎大部分为宋代所遵循。明、清时期，很多这些假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为特殊的，必须等待皇帝的批准。唯一完全严格执行的规定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强迫解官三年。这些改变似乎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及父母亲责任的增加或不断强调，相对的忽视了的关系——譬如对亲戚和老师的责任。这显然是明、清时代道德的一个特色。

　　二、农人的时间表：历法

　　农人每年的时间表，无论对治者来说，或对农人本身来说，都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为了这些最重要的生产者的方便，从古时候起，就负担起制历的功能，历法等于是一个详细的工作时间表。此外，古时候的治者，照理想说，应该顺导调变四时的阴阳，以协助百姓。这个看法在汉代远后来盛行;一直到清亡以前，仍然有领导农耕的仪式。例如，在立春前一天，地方官要执行一项仪式，鞭打一只为宣告农时已到而制的土牛。在春季里要选一天，皇帝带着他的朝臣行亲耕的仪式，为百姓做榜样。更实际的是，地方官要监督及劝导农民耕作。当然，最要紧的是按期限缴纳赋税，农民对这件事情不能够忽视。

　　强迫服役和诉讼是不时干扰农人时间表的两件事。从汉朝到唐代中叶这一段期间的大部分，百姓必须负担相当重的力役和兵役。自古时候以来，思想家们虽曾不断地警告，除了农闲季节之外，不可以征募农人服力役，但是不幸这个忠告常被忽视。在较近的帝制时代的中国，当兵有成为职业的倾向，力役也有折钱的倾向。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干扰的减少有助于粮食生产的增加，间接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人人都知道诉讼花钱。对于在衙门习气和腐化贿赂之下很容易受折磨的农民来讲，这个说法尤其正确。例如，当公元2世纪汉代走向衰亡的时候，农民要想在城市里解决一件法律案件，是极其困难的事。除非他在清晨或傍晚短短的开庭时间内出庭，否则他就无法得到宣判;即使如此，如果他不行贿，他就无法见到法官。他常要在城市里停留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因此他的亲戚或邻居必须携带粮食和生活费用去送给他。据公元2世纪学者王符的估计，在汉代，这种情形浪费了每天三十万人的工作时间。虽然这可能是夸张，但无疑诉讼会严重地干扰到农人的时间表。后世曾经试图补救，但是极少成功。在宋代，有一条有趣的规定，在劳动季节里，农人不准打民事官司。这个规定称为“务限”，自二月一起，至十月一止。

　　农人每天的时间表，是从出到落都在田里工作。仅有在中午他的家人给他送饭时才停歇，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依照地方习惯的不同，农人的妻子会或多或少地在田里共同工作。不过通常她是纺纱织布的人，如果有足够的灯油，她会一直工作到半夜。从事纺织的妇女共同使用灯火，也是一项自古以来的习俗。

　　在实施共同耕作的地方，如宋、元时代的四川，用“耘鼓”和“田漏”来划分时间。宋代学者曾经吟咏这两种及的农具。在元代一本讨论农业的书里，我们读到：“薅田有鼓，自人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宋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所以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然清壮，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曾不绝响。”显然薅鼓是一个管理及鼓励农耕的有效工具。不过，在中国共同耕作极少或没有共同耕作的地方，薅鼓并不出名。

　　三、商人的时间表

　　农人的时间表在整个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变更，而商人的时间表则颇有改变。历史的长期趋势是走向商业的增加，因此营业时间也逐渐加长。

　　从汉代到唐代中叶，在城市中指定市场的地区，商人集中在那里营业。同一种行业的人住在同一行里，而对他们施以广泛的控制和监督。依照古来的习惯，要到中午才开市。

　　在唐代，中午击鼓二百下开市，到落前的七刻钟击钲三百下而散。这个规定自9世纪起逐渐松弛。

　　到了12世纪，一般大城市里从清晨到深夜都有商业活动。商人不再受地区或时间的了。和减少对市场控制同时并进的，是郊区市场的发展，这种市场称为“市”，从一开始就很少受到控制。当然，在宋代及宋代以后，仍然像从前一样，在市镇和乡村里有定期的市集。这种市集大致上只在当天的一段时间内开市，因为没有延长时间的必要。

　　商人通常在假里照常营业，特别是在节庆假曰，因为那是做生意的最好子。对开业的商人或叫卖的小贩都是如此。新年是这个规矩的惟一主要例外，这时所有的行业都至少休假一两天，甚至包括旅店业和药房业。药房必须留下一个人在休业的店里，准备为急病者配药方。到清末民初，有若干商店开始有在年假里照常营业的习惯。这称为“连市”，最初多少为人不满，认为这种行为所表示的是对额外利润的过分热衷。

　　四、工匠的时间表

　　工匠的工作时间表就像农人一样，包括整个白天。当然，因为季节不同而白天会有长短，这是人们很早就知道了的。譬如，在唐代，规定三月和七月的时期为“长功”;十、十一、十二、一月时期为“短功”;月份时期为“”。大致是规定在不同的月份里有不同的工作分量。在较近的时代，大约从宋始，城市里的工匠通常变成在晚上也和白天一样地工作。这个发展显然和商人时间表的改变类似，但是施行的范围没有那么广。只有室内的手艺才需要晚间的工作，而且大约只有半年(譬如，自九月起，至三月止)，用来补偿一年之中这段时间较短的白天。这似乎反映了工业发展要商业发展落后。

　　五、学徒、仆人的时间表

　　在工商业里，学徒的工作时间表都一定是最重的，他们的地位不奴隶或仆役好。学徒、奴隶、仆役三者形成被治阶层中最下层的人群。当然，属于有钱有势家庭的奴隶或仆役，在某些情形里生活或许要一般人来得容易。但是从他们身上所能勒索的劳力，实际上没有。

　　六、学生工作时间表

　　中央官学(太学或国子监)学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员相同，同样地有相当多的假。这些学生的数量不多，多半是数百人，而数千人的时候较少。大部分学生在私学私塾读书，他们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节庆才放假。明、清时期，私学私塾也有大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学校的时间表有关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农家子弟的学校只在农闲季节上课。汉代的作品《四民月令》(这本书主要是业农者的时间表)载，九岁到十四岁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人小学，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人大学。唐代的中央官学学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显然是为了适应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宋代，农家子弟就读的乡下学校称为“冬学”，因为这些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冬学这个名称甚至现在仍然使用。

　　七、僧侣的工作时间表

　　僧侣和道士的作息时间表较严格，原因是他们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僧侣每年的时间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项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僧侣必须留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对这个要求的解释是：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行脚僧会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下生的罪恶。前者的确是在印度中国容易发生，后者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规定却在中国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为开始，也结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

　　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在宋代，他们在首都里极其活跃，不只用他们的工具唤醒人们，并且报告气候是晴朗、阴晦或下雨，以及各个清晨朝会的类别。每一个报晓僧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并且不时沿门向区内的商店和住家求乞斋粮。

　　寺院的生活应该是安静的，但是在节庆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却非如此。这时寺院会打开大门让人们来烧香。在一些节庆的子里，这些地方变成忙碌嘈杂的市集。僧侣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携带些小礼品去拜访他们的施主，以募化施舍。这和报晓僧以服务换取的施舍有所不同。还有，认为僧侣在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对的。对晚唐和宋初的禅僧来说尤其不对，他们遵守“一不作，一不食”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当寺院富有的时候，僧侣会从事相当规模的放款或商业活动。中国有几种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

　　八、下层的假

　　对各个被治阶层来说，假是很少的，除非是主要的节庆，譬如新年。对住在店里的商人和工匠来说，通常每隔几年有一次回家的休假。在店里工作，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他们会吃一顿平常好的菜饭，例如每月的初一、十五。这些事情因习惯而成常例，通常由行业公会来规定。无论商人的行会或工匠的行会都是如此。

　　最有趣的是祭行神的特别假，常常是盛大而热烈的庆祝。隶属行会的商店，要分摊聚宴、演戏、的费用。对农民来讲，这个节是社，有春社和秋社。早在周朝，这些庆典的开支就已成为农民预算里的例常项目。在祭社神以后，酒肉由乡中众人分享。如果碰到丰年，家家户户都会有人喝醉，要家人扶着回去。这一天，所有人都完全没有工作，包括学童和妇女。因为有一个，如果这一天谁不休息，就会变得又蠢又笨。元代以来，社逐渐衰退，有人认为这是蒙古外族朝廷禁止群众的结果。但是农人仍然常在村中的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节庆，虽然庙神和节各地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的重要节是新年、端午和中秋。这三个主要的节庆称为三大节，各阶层都是一样的。

　　现代的西方人有时批评中国人在常事务上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应该记住，在机器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传对勤劳的强调及遵守作息时间表的习惯，大概有助于中国这一个长久的帝国的维持，而这些因素无疑地将会证明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