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是个仁德的君主,为什么蜀汉的叛将却最多呢?

  纵观三国历史,唯有刘备以仁德爱民著称,但是蜀汉的叛将却是最多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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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被认为是一世雄才,《三国志》评价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认为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曹对他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耳”,诸葛亮由衷地称赞他“英才盖世,众士慕仰”,孙权说“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者”。

  刘备的特长是于征服人心,这从他年轻时就能看出来。晋代史学家习凿齿曾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唐代诗人王勃将以上这段话总结为“宽仁得众”。

  大家公认刘备最能以德服人,这样的例子也数不胜数,他曾以此感化过来他的刺客,刘备临死前还教育,要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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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基础是凝聚力、向心力的核心,应该说刘备带出来的队伍也应该是最团结、纪律最严明、最有战斗力的队伍,但事实却似乎有些出入。举个例子,要论哪一个阵营里出过的叛徒最多,简直没有谁能与刘备集团去竞争。

  按照对叛徒的定义,主要是两种人:一是背叛自己的阶级或集团而采取敌对行动行为的人,二是投到敌对一方去的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凡有以上两种行为的,这里称为叛徒。

  汉代重节义,一旦成为叛徒,通常意味着人格的丧失和信誉的破产。

  说起汉末三国时的叛徒,较有名的是于禁,曹听说他投降了敌人,叹息了很久:“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而造成损失最大的叛徒应该数唐周,由于此人的叛变,一千多名太平道成员被捕,黄巾大险些胎死腹中。

  其它的叛徒还有很多,魏、蜀、吴都有,但以蜀汉最多:在关羽失荆州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麋芳和傅士仁,率上庸三郡投降曹魏的孟达,夷陵之战中投降的黄权,这几位都是“省军级”及以上的人物,还有投降孙吴后名列九卿的潘浚,关键时刻了张飞投敌的范强、张达……

  可以说,蜀汉叛徒数量之多、级别之高综合起来都是其它各方难的,虽然这些人的投降行为大多有一定的背景,但也绝不是都到了不降情势皆不可的程度,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降,内心里多少都有愿意的成分。

  刘备一向视忠义为生命,但放到整个蜀汉团队去考察,这一点似乎做得却不怎么好,这是为什么呢?

  带队伍不容易,都说刘邦会带队伍,并不是他能跟手下那些弟兄们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刘邦这个人敢爱也敢恨,对不忠的人手段也挺狠;曹也做得不错,是因为他既懂拢心也能治人,把手下治理得服服帖帖。拢心方面刘备做得不错,甚至超过了他们,但在治人方面他的手显得有些软。

  孟达投降曹魏,带给蜀汉的损失无可估量,但从综合各种史料记载,他在成都的族人朋友似乎都没受到诛连;黄权投降,曹魏这边马上传开了,说他留在成都的家人都被了,这容易理解,因为于情于理都应如此,但黄权一点儿都不急,因为他很了解刘备,知道刘备干不出来,果然他的家人在成都生活得都挺好,黄崇还担任了尚书郎;麋芳投降造成的直接损失更大,他的哥哥麋竺来了个“面缚请罪”就轻松过关,刘备对其“崇待如初”。

  刘备在用人方面有不少优点,但也有不足,如他喜欢搞制衡,托孤给诸葛亮又以李严为副,派孟达守上庸,又弄刘封去平衡孟达,人为地制造了矛盾,为内部不安定埋下隐患。刘备识人,他发现马谡不能重用,以此提醒诸葛亮,他是皇帝,蜀汉重要官员的任命都由他说了算,马谡年纪轻轻能当上太守,他不点头怎么可能?

  刘备这个人,唱红脸可以,唱白脸就有些拉不下脸,尤其在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面前。从长处说这是重感情,从短处说就是纪律不严。有组织、有纪律是团队,有组织、没纪律只能是团伙,虽然不能说刘备集团是个不讲纪律的团伙,但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纪律不严却是事实,这是叛变行为多发的重要原因。

  另外,回顾蜀汉集团的历史,刘备本人也多次有过“叛降”的经历:脱离公孙瓒自己发展,叛公孙瓒;降吕布又反戈一击,叛吕布;投曹又密谋起事,叛曹;归袁绍又脱离袁绍,叛袁绍;归刘表又不与刘表的刘琮一起行动,叛刘表;被刘璋引进又反夺益州,叛刘璋……

  纵观刘备的奋斗史,简直就是一部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历史,对此,估计号称“三姓家奴”的吕布也得甘拜下风。除刘备本人外,关羽也降过曹,刘备夺益州的也是对手阵营里的几个“叛徒”,有了这种“叛徒文化”作基因,出的叛徒多似乎也更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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