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轻松的推翻了明朝的治，为什么最终却失败了？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领袖，他从陕北发动，以抗粮均田为号召，转战十余年，卒以一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治。但是，可惜他们容易为胜利所陶醉，忽视了关外的大敌，终于为满洲人所乘，遭受了失败。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里相当炎热的一天，米脂河西200里的李继迁寨里的李老汉梦见一个黄衣人走进了自己的土窑洞。与此同时，土窑洞里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孩啼，于是，李老汉就给他起了个小名——黄娃子。当然，今天黄娃子也是有大名的，他叫李自成。

　　黄娃子年幼时，家境贫寒，甚至曾被舍入寺庙，后沦落去放羊。放羊娃李自成少年时的一大喜好就是在放羊的间隙时舞刀弄枪。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黄娃子在兴趣的指导下，还在武艺上有所斩获。时间流逝，李老汉在贫困中死去了，他生前放心不下的黄娃子终于有了一个算是稳定的工作，去了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照看驿站马匹。

　　然而，好不容易有了稳定工作的黄娃子李自成，还没过几天舒心子就失业了——精简驿站，充盈国库，这是崇祯上台第一年就办的一件大事。结果国库没充盈，却搞出个后逼死他的农民军领袖。在被撵出驿站的那个夜晚，这个身材魁梧，猿臂蜂腰，脸上的表情严峻刚毅，双眉紧锁的青年抬头凝望着着驿站的招牌，吐出一句狠话：“此处不留，自有留处!”

　　黄娃子当时的郁闷气愤可想而知。虽然驿站工作辛苦又卑微，但好歹还算是有固定薪水的官家皇差，有一定的地位，平里也还有些油水可捞。因此，贫苦孩子黄娃子要谋到当驿卒的饭碗，不是个容易事儿。但是，皇帝一道圣旨便砸了他的饭碗，他却连说理的地方都没。

　　可是气愤归气愤，黄娃子走投无路，只能去向村里富户艾举人借钱。艾举人是个大方人，痛快地借了钱。可是到了还钱的子，艾举人也要求他痛快地还钱。没有工作的黄娃子天天坐吃山空，哪有钱还呢。几次索债不成的艾举人一纸诉状将黄娃子告到米脂县衙。县令将李自成“械而游于市”，在亲戚朋友帮忙还上债后，才被放出。

　　气性大脾气又不好的黄娃子，出狱后怎么也顺不过气来。他一横心，半夜溜到艾举人家里，把艾举人给了。完人回家的黄娃子余怒未消，一路仍然怒气冲冲的。可是当他回到家，一场更大的变故正在他面前上演——黄娃子借钱养活的老婆韩金儿，正在和村上一个名叫盖虎的男人苟且。这对狗男女也是撞枪口上了，一个也是死，一双也是死，黄娃子手起刀落，把这对狗男女也给了。

　　从这一天起，黄娃子不见了。不久，大家开始知道了他的另一个名字——李自成。命案在身，如何逃过一死?李自成选择的是到邻省甘肃参军，这样老家官府就不好拿他。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当兵是一个好苗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

　　然而，军中也不好混，照样充满各种压榨，欠饷问题更是严重。当兵也要薪水吃饭呀，老是欠饷不发怎么能行?一次，在和上级领导争执中，不住的李自成失守将之死。现在，当兵的路也被堵死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留给他的只有一条路了，遂一不做二不休，发动了兵变，走上了自己养活自己的寇之路。这时才是崇祯二年。

　　李自成起事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挂的农民军。崇祯三年，王佐挂被朝廷招降，李自成转投奔张存孟，为队长
。崇祯四年四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降明。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对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开始灭绝性的打击。崇祯六年，在家乡混不下的李自成率残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同年，曹文诏率千余关宁军击败山西境内的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逃到河南，并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围剿。

　　崇祯九年，高迎祥被新任五省总督卢象升击败包围在郧阳山区。四月，后金建国改清，六月，清军第三次入塞。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抗清。兵部侍郎王家桢继任五省总督，高迎祥等得以突围。高迎祥从傥骆谷进攻关中，在黑水峪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李便被推为“闯王”，
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载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迅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开始拥有广泛的基础。李自成终于成了大气候。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攻下承天，被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招抚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改西安为西京，封功臣以五等爵。

　　称帝后不久，李自成即下令北京。二月初二，在沙涡口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阳城、蒲州，隔攻下怀庆，卢江王载堙。初五进攻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殁，初八，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后，李自成兵分两路，一部由大将刘芳亮率领攻河北，自己同大将刘宗敏率主力部队北上宁武关，从北面迂回北京。

　　李自成率领大军顺利攻下大同、宣府、昌平，于三月十七攻到北京城下。此时，北京守城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崇祯急调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和江南明军率兵勤王，但为时已晚。三月十九，李自成率军攻破了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万念俱灰，自缢于煤山之上。

　　李自成在攻陷北京后，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些农民出身的军将领以为攻陷了北京，除掉了明朝的皇帝，就是大功告成，可以坐享天下了。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都开始忙于修建宫室，搜罗，对明朝的官员进行追赃。而没有及时的追剿或招降依然据有江南的几十万明军，也忽视了重兵在握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

　　起初的时候，李自成是想招降吴三桂的。但是，由于义军将领在追赃的过程中，致使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更让吴三桂不能受的是，他心爱的宠妾陈圆圆也被刘宗敏抢了过去。于是吴三桂一怒之下，投降了多尔衮。在清军和明朝降兵的合击之下，李自成的大顺军节节败退。一直退到了陕西潼关。潼关之战，大顺军再次失利，退出陕西，转战河南、湖北，准备夺取东南作为抗清基地。

　　但是，清军却对大顺军紧逼不放，派出重兵节节阻击。南明政权的明军也顺势攻击大顺军，导致李自成在湖北武昌、阳新、江西九江接连失利，东下的去路也被切断。至此，李自成兵败已成定局。可是，的李自成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这“起得快衰得更快”的“奋斗历程”，也叫好些后人连呼不解。拜好些野史所赐，人生巅峰时的李自成，也常是一幅腐化堕落的形象。“李自成腐化太快丢江山”的说法，也一直很有市场。但如果细看其整个“人生曲线”，“腐化太快”这事儿，扛不起李自成脆败的大锅。那败因到底为何?这就要先弄清楚一个事实：拿下北京“坐江山”的李自成，究竟有多“腐化”?

　　一：并不腐化的李自成

　　虽然在明清之交的各类史料里，有关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后“腐化”的描述有一箩筐。但是很多实性极高的资料，却告诉了我们另一个相。如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城时，惶恐不安的北京官民们，看到的却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明朝工部官员赵士锦的《甲申纪事》里，说起农民军，都是一口一个“贼”字，却也描述农民军士兵进城时“但不抄掠”，如果有士兵敢浑水摸鱼，立刻被“以手足钉于前门栅栏上”——不但处死，还要示众。如此表现，起良冒功成常事的晚明军队，俨然面目一新。

　　如果说赵士锦的记载，还只是说的入城当晚的情况。占据北京的几十天里，入城时纪律不错的农民军，又“腐化”了吗?妻女都在农民军打进北京前自尽的明朝官员杨士聪，虽说恨李自成恨的咬牙，却还是在《甲申核略》里澄清说：在是年四月二十六，李自成从山海关兵败回京前，北京城里的李自成农民军，纪律一直很严明。撤离北京前，才算彻底撒了欢。

　　甚至，就连被后世大书特书的农民军“追赃助饷”事件，在杨士聪的笔下，受害的绝大多数都是北京城的官宦公侯甚至厂卫，虽说行动非常酷烈，但普通北京百姓，当时很少受到扰。所谓“农民军掳掠”的传言，在他看来都是“大属妄语”!当时京城的秩序也稳定。描绘了不少农民军“烧抢掠”场面，也被杨士聪条条批驳的明朝人陈济生，在写到农民军治下的北京郊区时，却也承认“今布帆安稳”，“居民稠密”“太平光景”，连盗贼都跑得精光。简直是崇祯年间时少见的情景。

　　那李自成本人呢?起武侠小说里那个进京后迅速胡吃海塞的李自成，《明季实录》里的李自成，却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形象。接见京郊百姓长者时，往往态度和蔼可亲，穿的依然是天蓝箭衣，举止生活都非常朴实。可以说，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起明朝以前的多次农民来，李自成及其军队，在“抗拒腐化”这条上，已经做的很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并不腐化的李自成，却依然守不住这江山呢?

　　二：一句吐槽戳中的死结

　　起各种“腐化”的论调来，农民军“追赃助饷”时，李自成大将刘宗敏的一声吐槽，才戳中了李自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当时的情况是，“追赃助饷”一直是李自成农民军固有的政策，也在占领北京后，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等人，弄到了极其酷烈的程度。昔崇祯帝信任的王公贵族，乃至魏藻德陈演等“阁老”们，全在严刑拷打中，一口口往外吐银子。

　　拷打出的七千万两白银的“战果”，叫李自成这位“大顺皇帝”也受不了，当场埋怨刘宗敏下手太狠。却不想被皇帝训斥的刘宗敏，直接回怼了一句：“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如此“大逆不道”，李自成什么反应?他的反应，是一片默然。因为这句话，才点中了当时李自成，最大的难题：虽然顶着“大顺皇帝”的名号，但他的威权，皇帝还差的远。

　　整个明末农民战争里，李自成的队伍，一度发展到号称百万人，但这百万人的队伍，却是来自五湖四海，通常多是各类农民军们，带着心腹队伍“入伙”而来。起之前几个王朝的开队来，李自成的军队，只是各路农民军将领形成的松散联盟，大家各有各的势力，捧起李自成这个“盟主”，论话语权，与“开国皇帝”差得远。

　　这样的组织模式，在明末农民战争时，曾经起到奇效，可以迅速拉起队伍来。所以面对明朝的官军，农民军可以迅速形成联合，短时间聚集起压倒性优势的兵力。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军队的凝聚力极差，起的快衰的也快。所以，即使成功攻克了北京城，但李自成的农民军，哪怕在巅峰时期，也称不上凝聚力强大的劲旅。打顺风仗能顺风顺水，打硬仗能力堪忧。

　　如宁武关之战里，面对名将周遇吉的明军精锐，兵力绝对优势的李自成大军，就险些啃不动，差点就想收兵回家。而在赌上明朝国运的河南之战中，一度被明军孙传庭部痛打的李自成农民军，内部险些闹，好些将领当时就想捆了李自成向明军投降。如果不是崇祯帝关键时刻瞎指挥自断好局，这场恶战，李自成就险些闯不过去。

　　但是，闯过了这么多硬仗恶仗的李自成，直到占领了北京。其组织结构里的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拿下北京后，本就是“联盟”的农民军团队，各路大将们自然画地为牢，各有各的“蛋糕”，虽然凭着严明的纪律和身体力行，农民军暂时站稳了脚跟，但是，面对东北方向，武装和战斗力登峰造极的“关宁铁骑”与“清军八旗”，“起的快衰的快”的李自成军队，又有多少胜算?

　　如果，当时李自成的外部形势相对稳定，能够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建立完备的王朝制度，这“突然失败”的悲剧，也许不会上演。可是那个历史时刻，他没有这个时间，所以山海关战役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一个团队，如果只注重成绩的拓展，却忽略了内部凝聚力的建设，哪怕强如李自成，哪怕拥有多少雄心壮志，失败也无法避免。或许这，才是明末农民战争，留下的一个历史之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