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为什么会多数师从儒家？与什么有关

　　法家与儒家都是诸子百家的代表之一，它们在思想主张上都各不相同。对此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子夏堪称孔子关门，名列“孔门七十二贤”或“孔门十哲”，却教出了二个法家，即李悝、吴起。战国中期的商鞅，郭沫若考证是李悝，子夏的徒孙。将子夏视为“儒也”的荀子，一生最有名的两个是李斯与韩非子，而这两人是战国后期的法家代表。

　　可以说，尽管法家思想源远流长，但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不免让人奇怪，儒法天然对立，为何战国法家代表多数师从儒家?

　　气腾腾的孔子

　　一直以来，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迂腐、柔弱、满嘴仁义道德，但孔子倡导君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招之即能上阵敌。在战争频繁、“野人”出没的春秋晚期，孔子一群人周游列国，岂能只嘴上忽悠，岂能手无缚之力?更为可怕的是，在孔子思想中还有气腾腾、严刑峻法的一面，不信且看以下二件事。

　　《春秋》的作者是孔子，这本书出现之后，就让很多叛逆者坐立不安。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之所以惧怕《春秋》，肯定不是因为《春秋》会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是在于《春秋》讲述、崇王(周天子)，字里行间清晰地表达出了对乱臣贼子采用严刑峻法的思想，因而乱臣贼子才会害怕。清朝史学家章学诚评价：“申(申不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

　　《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件事，谈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认为量刑过重，但孔子认为：“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说到底，孔子赞同法办弃灰于道者，汉朝时大儒刘向将之挪到了商鞅头上，成为商鞅严刑峻法不得人心的罪状之一。

　　在针对乱臣贼子时，孔子明确的是喊打喊，主张严刑峻法;在针对百姓时，他说过“政宽慢，慢则纠之以猛;猛残，残则施之以宽”，就是政令太宽容时百姓就会轻慢无礼，这时就要用严厉的礼法纠正，政令过于严厉时百姓可能凋残不堪，就要用宽松的政令缓和他们，这符合孔子的“中庸思想”，让百姓处于不宽不严的境地。可见，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以仁治国不假，但并不一味地软弱，如今人们印象中的“”类型孔子思想，不过是后世儒家改造后的结果，并非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

　　与时俱进的子夏

　　儒家与法家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儒家崇古，希望恢复周礼，法家法今，追求与时俱进。以子夏的人生经历来看，主张与时俱进的成分更多。

　　子夏非常聪明，常常因为到见解得到孔子赞扬，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因而告诫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所谓“小人儒”，就是指无远大见识，只追求眼前小功利的儒者，细品一下，这是不是与儒家对法家的看法相类似?

　　事实上，孔子告诫子夏并未过于重视，在孔子去世后子夏不像颜回、曾参等人一样严守孔子之道，他重点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是提出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一套延展儒家正观点的及历史理论，因此子夏才会教出诸多法家。

　　子夏担任莒父县令时，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想要取信于民，其手段就必然要与时俱进，否则如何取信于民?同时，取信于民时与使民效劳，不可能单纯地依道德仁义，还需要一定的法令条文。

　　与此同时，在对待乱臣贼子上，子夏孔子还要直接、还要气腾腾。《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了子夏对《春秋》乱臣贼子的态度：“持势者，蚤绝之萌。”也就是说，《春秋》告诉我们，对于佞之徒必须斩除根，以绝后患!

　　也就是说，子夏虽然是孔门大儒，但他既继承了孔子又有所发展，所以子夏才会教出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后来专为墨家)这样的儒家门徒，又教出李悝、吴起这样的法家改革者。

　　人性本恶的荀子

　　荀子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故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但在思想上，却又提出了诸多利于法家的观点，如以下三条：

　　首先，人心本恶说。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性本，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而性本恶是法家的理论基础。

　　其次，隆礼重法说。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礼法并举、王霸一，但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法治”为“暴察之威”，“礼治”为“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礼义才是立法的精神。

　　第三，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荀子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就是“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无疑与儒家崇古相矛盾。

　　说到底，荀子认可孔子的礼治、王道等理论，但在实现方式上却有不同看法，反而与法家更为接近。这样的荀子，教出李斯、韩非子等几个法家似乎并不值得奇怪。

　　对于儒家与法家的关系，郭沫若一语道破：“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礼仪制度)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儒法看起来差别很大，实际上两者内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子夏、荀子等人教出法家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