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如何评价淮南三叛?这三次兵变带来了什么影响?
在三国后期的曹魏,由于司马氏夺权,使得掌握军事重镇寿春的帅先后发生了三次反抗司马氏的兵变,史称“淮南三叛”或“寿春三叛”。这三次分别为王凌之叛(251年四月)、毌丘俭文钦之叛(255年正月)及诸葛诞之叛(257年五月—258年二月)。三次叛乱皆为司马氏所平定。下面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司马氏诛曹爽之后,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渐有篡逆之意,这自然引起了亲魏派的不满,而接近东吴的淮南地区,士马强盛,边境多务,也就成了反叛的多发地带,在短短几年内,这里便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叛,其中由诸葛诞发起的最后一次尤为激烈。淮南第三次叛乱是三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司马氏在平定诸葛诞之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过人的谋略。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兵败被。至此,支持曹魏皇室的武装力量基本被消灭殆尽。
影响
这三次兵变的失败,使司马氏成功铲除拥护魏帝的势力。此后朝廷上很少有实力派支持魏帝,士大夫纷纷拥护司马氏,司马昭成功走向篡位大道。260年发生甘露之变,曹髦不甘被控制,率臣反抗司马昭,最后被司马昭、贾充及成济所。265年,司马昭死后不久,其子司马炎即篡魏称帝,建立西晋,曹魏灭亡。
西晋史学家陈寿将淮南三叛和之后的钟会之乱并提,评价说:“王凌风节格尚,毌丘俭才识拔干,诸葛诞严毅威重,钟会精练策数,咸以显名,致兹荣任,而皆心大志迂,不虑祸难,变如发机,宗族涂地,岂不谬惑邪!”
东晋史学家伏滔在《淮南论》评价淮南三叛中说:“及至彦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非所议,相系祸败。”
唐朝史学家郑樵认为:“晋史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抱屈黄壤。”
宋朝学者王应麟认为王凌、毌丘俭、诸葛诞是“节义之臣,齾巨之铓”,并评价说:“若王凌以寿春欲诛懿而不克,文钦、毋丘俭以淮南欲诛师而不遂,诸葛诞又以寿春欲诛昭而不成,千载犹有生气,魏为有臣矣。”
清朝学者姜宸英认为只有毌丘俭是曹魏忠臣,王凌和诸葛诞则是各有私心,评价说:“魏之忠臣,惟毋丘仲恭一人而已。王彦云事迹犹在影响之间。诸葛诞以见疑谋叛,其死宜矣。若果忠于魏室,则不首发俭、钦之谋,坐成司马之势。”
清朝考据学家何焯将三人称作三贤,称赞道:“至于三贤,乃心王室,事连不就,而典午之势益重,诸人之终即国之终也,故次于此焉。”
学者卢弼评价说:“当时勤王诸将,惟文钦父子,粗猛武夫,反复无常,彦云、仲恭皆为儒将,懋著功勋,事之成否,岂可概论?公休谋定后动,子上至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倾全国之力,挟两宫以行,用兵十月之久,侭乃克之。公休力竭智穷,而麾下壮士数百人拱手为列,无一降者,田横得士,为什么加兹!此皆魏之忠臣义士,承合为一传,有微旨焉。君子平情论事,不能以成败相绳,不佞考订事实,不为空论,偶因姜氏之说,特发其凡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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