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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为什么说元代“庸医泛滥”?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

  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

  史料称,关汉卿曾任“太医院尹”,但元代无此官,或“太医院户”之误,即关汉卿出身医户,熟悉行内事。

  赛卢医之外,还有“糊突虫”(元杂剧《降桑椹》),给富豪诊病时,“他有一分病,俺说做非常病。有非常病,说做百分病。到那里胡针乱灸,与他服药吃。若是好了,俺两个多多的问他要东西钱钞;猛可里死了,背着药包,望外就跑”。

  元代是中医史上的黄金期,一扫宋代医学陈陈相因、只论“伤寒风冷”的旧格局,医生的地位空前提高,且是儒医定型期,为何元杂剧中医生的形象如此不堪?

  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元杂剧忠实地再现了当时“庸医泛滥”的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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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刻本《感天动地窦娥冤》绣像

  分不清儒学与医学

  “自昔帝王勃兴,虽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莫不过绝于人,类非后来所及,盖天运也。”在《元史》中,这样总结道。

  中原自古以文明自豪,士大夫无法解释蒙元为何成功,因而提出,元朝用“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实天运所归。

  元朝确实很重视技术,尤重医学。

  散曲大家张养浩曾说:“我元以好生有天下,世祖皇帝招太医院视三品,寻登二品,无所于。为其学者,不揉诸民而殊其籍;又例儒学官置提举、教授、正、录、教谕,俾理其户而训迪其生徒。岁上能者,不于铨曹于太医院听差,其上而官之。”

  唐代太医署仅正五品,金代也是正五品,乃至后来明清,都是正五品。元朝一开始便三品,又升为二品,高于历代。在太医院,采取儒学教育方式,设不同教师职位,学生毕业后不经吏部铨选,可直接在太医院上岗,进而当官。

  可见,宪宗过去一直把儒家当成了医学。

  儒生多以医上位

  元朝治者有这种误会不奇怪,因早期被重用的儒生多以医上位。

  窝阔台灭金时,欲屠汴京,郑景贤力谏乃免,“所全无虑数十万人”。窝阔台一度想让郑当中书令,总领百官。中书令是最高行政官员,与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权)并列,一般由太子兼任。不过,中书令下有左右宰相(元朝以右为尊),实际掌权的是右宰相,中书令多属虚衔。

  在郑景贤推荐下,耶律楚材受重用。耶律楚材精通医术和占卜,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身边还有另一位儒医许国祯,征云南时,许国祯追随谋划。

  至于蒙哥身边,也有儒医颜天翼。未登基前,蒙哥“素闻其名,因来朝奏请与俱还”。登基后,“侍左右,凡有事于诸神、降香、岳渎,辄使代行。”颜天翼性谨慎,皇帝“问天下利疚,知无不言;问以国政,则谢不能”。

  理学名臣窦默也因医入仕,窦默针灸,传给女婿刘执中,刘后来也当上少中大夫(从三品)。此外还有韩公麟、汪斌等。

  不仅能当文官,元朝医生还能当武将。刘哈喇八都鲁,,出身世医之家,以军医身份参加征讨昔里吉之战,卒因军功,官至御史中丞。

  儒医有了发挥空间

  元代医生厉害,由二元管理体制决定。

  蒙元出身二途:一是那彦,即部落贵族;二是怯薛,又称“大根脚”,即亲兵,多由贵族子弟充任。那彦似诸侯,皇帝有圣旨,那彦有“令旨”。在税收上,民户交给皇帝“两户丝”,即每户半斤,交给那彦“五户丝”,即每户0.2斤。正税之外,皇帝与那彦都可随意加税。

  在古时候,从医颇受歧视。魏晋时期葛洪是名医,却“夜辄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唐代孙思邈有文名,魏征奉诏修史,多次拜访孙。只因当过医生,史籍将孙思邈列入方技,不入儒林。孙思邈说:“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宋代朱熹也感慨道:“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

  唐代还有一恶习,即医。868年,同昌公主病逝,唐懿宗医生及其亲属300余人,连宰相都罢免了。

  直到元代,儒医才正走向实践。

  没有科举 儒不如医

  为什么元代儒医能脚踏实地?因为元代儒生无发展空间,转去行医。

  元代采取“诸色户计”制度,此词唐代已有,元代正式推行,即将民户分为军户、站户(负责驿站接待)、匠户、屯田户、打捕户、灶户、矿户、儒户、僧户、道户等几十种,子承父业,不得更改,不得移动,有专人负责(僧户、道户除外)。

  “诸色户计”是从军事组织中发展出来的管理方式。不同户的税收不同,医户较优惠。除“两户丝”“五户丝”外,每年另交3两包银,以纸钞支付。如是医学教授,丝银皆免。

  儒生上位,只能科举。耶律楚材曾建议“用儒术选士”“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但这类考试很快停止。忽必烈和他的太子金赞成恢复科举,却一直没执行。

  忽必烈可能是对宋代因读书人过多,造成危机,有所顾虑。宋代重文教,出现了大量乡村知识分子,学者贾志扬推算,宋代可参加科举的男性占20%,其中3.2%的人每年参加乡试,造成巨大浪费。

  没有科举,儒不如医。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医排在第五,儒排在第九。

  当官容易开始钻空子

  元仁宗时,正式恢复科举,但终元之世,总共只有16次科举,收进士1139人,相当于同时期官员的4%左右,且“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

  相之下,从医入官更容易,元代不歧视医生,在修《宋史》中便明确提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汉严君平、唐孙思邈、吕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轻视)之哉?”

  此外,医户包银在太医院系内收取,太医院在各地设管理者,组织医户每逢朔和望拜三皇庙(定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为初祖,始于元),探讨医术,并缴包银。可太医院无执法能力,管不住江湖游医。

  “庸医猛于苛政也”

  元至大四年(1311年),刑部呈文:“年来,一等庸医不通《难》《素》,不谙脉理,至如药物君臣佐使之分,丸散生熟炼之制,既无师傅,讵能自晓。或录野方,风闻谬论,辄于市肆,大扁‘儒医’,以至闾阎细民,不幸遭疾……似此致伤人命,不可缕数。”

  据任冰心在《元代“庸医泛滥”之历史解读》中计: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朱震亨,5位亲人死于庸医之手;医学教授李君之父被庸医治死;《抱一翁传》中,记庸医案例12个,《沧州翁传》中13个,《撄宁生传》中15个……

  百姓受害,贵族也难免。至元七年(1270年),元帅也速歹儿的夫人因医生针灸失误而死。元世祖忽必烈以下,9任元朝皇帝均短寿,平均寿命仅26.9岁,平均在位时间仅2.9年,与医术差应有一定关系。

  问题关键在于,二元管理体制造成政出多门,随着“诸色户计”崩溃,陷入无序,元朝气数已尽。明明是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却搞成历史上庸医最泛滥的时代,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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