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兴是恩人也是麻烦，朱元璋是如何处理他的？

　　朱元璋 ，即明太祖 ，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 、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 开国皇帝 ，年号“洪武”。朱元璋出身贫农家庭，后因灾变入皇觉寺为僧，25岁(1352年)时，参加红巾军反抗蒙元政权。他先后击败了众多诸侯军阀，一南方，后北伐灭元，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朱元璋在位期间，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至正十四年(1354年)四月，舍下千辛万苦招来的七百余兵，果断放弃刚升任的镇抚军职，只身率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兄弟离开濠州，南略定远，这是朱元璋迈向帝王生涯的关键一步，其问鼎天下的开局气概，既有不惧艰难的豪迈，又有舍我其谁的自信。

　　起于莽，成就伟业，天时要自己识，地利要自己断，人和要自己成——正因为是百年罕遇的帝王雄才，近乎单枪匹马地走出濠州城后，朱元璋在短短数月之内就接连创造了诸如城口张寨三千人马归附、大破张知院营收编两万精兵的奇迹。

　　一夜之间，由二十四人发展到两万多人马，朱元璋在实力暴涨下没有得意忘形、自满失志，相之前，他判断地利的目光变得更加开阔、具有前瞻性。朱元璋认为，定远距离是非之地濠州城太近，小股兄弟容身尚可，但眼下已不利于两万多兵进一步发展，而定远东南的滁州不仅城阔池坚，而且地理位置更具战略价值，守能远避纷争，攻可进取江淮，当为谋求之地。

　　刻不容缓，锁定这一地利目标后，朱元璋随即采取行动，“帅而入滁阳”。

　　此时朱元璋，麾下两万多人马虽然还谈不上是王者之师，但崭新的气象已经隐隐显了出来，一路上，前来投奔的豪杰之士源源不断，其中最有名的即是后来的大明第一开国功臣，定远人李长。

　　主动前往军门拜谒，李长与朱元璋谈得极为投机。朱元璋问李长天下何时能够平定?或许是察觉到朱元璋有成就大业的雄才，李长没有讲虚言，而是劝勉朱元璋当今天下事应效仿汉高祖刘邦，如能学到这位汉时同乡的精髓，器量大，看得远，用人，施仁政，平定天下必定计可期。

　　李长有眼力，与他对谈的朱元璋更是如此，一席长谈结束后，朱元璋当场认定眼前之人是不可多得的另一个萧何。朱元璋对李长说，如今群雄军中，持案牍谋事者多是无能无德之辈，这些人尽毁左右，以致军中将士无法施展才能，屡次造成大败，先生助我，首要一事当是与军中诸将协调相处，上通下达，辖后勤，如此，眼下两万人马才能精诚一心，战无不胜。

　　进军路上，一段高山收服流水的难得佳话，很快，朱元璋的之师又一次迎来了不可思议的大胜，七月初，他们接连攻克衡山涧张家堡等几处属于地方地主武装的“义军”，并且凭借王者气象再次收降了两万余人马。

　　人马得到极大扩张后，朱元璋随即摆出所向披靡之势，等到大军到滁州城下时，胜负已变得没有一丝悬念。

　　然而，群雄逐鹿，天下未定，一时间的大局面往往也会带来一时间的大难题。另一方面，历史于创业帝王从来都是幸运中裹挟着残酷，唯有如此，才能验出王道所在。

　　顺利攻下滁州城后，朱元璋就站在了这样的关口。

　　大胜之下，朱元璋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呢?又或者说，历史要怎样检验他的王道呢?

　　这还要从濠州城内红巾军的又一次内讧说起。就在朱元璋攻下滁州城时，濠州城内的两位头王赵均用和彭大发生了火并，最终彭大被灭，依附彭大的郭子兴危在旦夕。

　　为什么说郭子兴危在旦夕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道难题呢?很简单，不救这个老丈人，是忘恩负义，救来滁州城，基本就是引虎上山。

　　朱元璋不愧有得位最正的帝王之誉，面对这道难题，他没有犹豫，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殚心竭虑地将郭子兴从濠州城救了出来，不仅如此，当郭子兴来到滁州城后，他还第一时间将手中的军权悉数交了出去。

　　此举让众多史家评价，在此处，朱元璋初显了他的王道。

　　此话怎讲呢?

　　看滁州城内随后的权势演变更容易理解这一点。郭子兴这个人不是心胸坦荡，大气磅礴的豪杰，初来滁州城，见朱元璋已手握四万精兵，实力远在自己之上，他的内心只有忌惮，而当朱元璋将兵权悉数交给他之后，他又觉得朱元璋功高盖主，总之，朱元璋俯首尊他，没有换来心器重，只换来了于己不利的艰难处境，明人邓士龙在《国朝典故》中说，“是后四方征讨总兵之权，王(郭子兴)不令上(朱元璋)与。”

　　可以想象，凭借对郭子兴平素的了解，朱元璋对自己交出兵权后的处境一定是了然于胸的，明知有难而执意行之，只能有一种解释，朱元璋想用王道成就大业，而不是用霸道。

　　古往今来，开创百年基业与逞一时之盛的区别往往就在这一字之差上，王道讲求的是名正言顺，人心归一，蓄势而为在先，伐果断在后，而霸道看重的有我无他，登峰号令，能取而代之绝不伺候在旁，只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带着这样的观感，不妨再来看看朱元璋是怎么行他的王道的。

　　朱元璋很清楚，郭子兴落难之时，正是他凝聚军中人心最为关键的打底子阶段，这时候他要袖手旁观，不顾郭子兴生死，那他的名声就坏了，往后再要求全军上下誓死效忠就难了。

　　所以说，为了正名，为了折服人心，欲做王者的朱元璋别无选择，只得开城、让座、交权。

　　而面对郭子兴的忌惮、打压甚至心，朱元璋又是怎样应对的呢?一方面，他选择了逆来顺受，用一个诚字让郭子兴找不到兴师问罪的借口，另一方面，在顺从之下，他时刻紧盯着时势变化，希望能从中再次找到突破困局的机会。再一点，他没有忘记打亲情牌，不断地通过后来的马皇后等亲友，在郭子兴面前架设软梯子。

　　朱元璋的诚心而待，蓄势而为，明眼人不仅能看懂，而且心底是看好的，《国朝典故》中记载的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郭子兴拿到滁州城的全部兵权后，依旧不满足，他还想将朱元璋的羽翼全部剪除干净，将李长等人全部纳入自己麾下。

　　朱元璋名正的威力在此时就显现出来了，李长誓死不从。

　　颇有意味的是，朱元璋此时对李长说了一句话：“主君之命，若欲要吾首，亦不自由，汝安敢不行。”

　　这话表面听是实力不够，不敢与郭子兴抗衡，只能逆来顺受，实则是硬话软说地再次表面了心志。李长听了这样的话，态度果然变得更加决绝，除非死，否则绝不跟随郭子兴。

　　面对这样的朱元璋以及他的一众誓死相从的亲信，时间一长，郭子兴反倒被动了，加之身边没有能人，久而久之，他只得再次倚重朱元璋。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就在朱元璋重新站稳脚跟的时候，突破困局的机会忽然出现了。

　　元朝中书丞相脱脱率领大军包围了红巾军占据的。面对红巾军的求援，郭子兴再次暴露了他的心胸狭隘、鼠目寸光，因为与红巾军有旧怨，他一度拒绝出兵。

　　但朱元璋却是另一种心胸、另一种格局。

　　他向郭子兴慷慨陈词：“兵凶事，昔圣人不得已则用之。今被围，雄虽异处，势同一家。今与元接战，逼迫甚急，救则生，不救则死，既亏，唇亡则齿寒。若命我总兵，神不可白。”

　　这一番话说的郭子兴既服气又恐惧，最终只得将兵权重新交给朱元璋。

　　细品朱元璋这次择机而动，实属私谋于大格局之下，以时势东山为再起之机。

　　但朱元璋这次率军救援，拉开阵仗后却是险象环生。虽说此次脱脱大军的主要目标是盘踞高邮的张士诚，但攻到的这一路依旧兵力雄厚，以至于朱元璋的薄弱兵力很难阻挡。

　　面对险境，朱元璋没有顽抗，而是很有枭雄权谋地选择了不拘小节，能屈能伸。他打点牛酒，派地方父老把俘获的元军马匹送还，并一再向元军输诚，他这一支部队全是良民，不敢作反，守护城池只是自卫，只要元军退兵，他情愿供给大军军需给养，去攻高邮。

　　脱脱本就不想在纠缠，见朱元璋有输诚之举，他信以为，很快引兵他去。

　　就这样，保住了，滁州也摆脱了被元军攻伐的危险。

　　此后脱脱率大军全力攻打张士诚占据的高邮，但就在高邮即将城破时，元顺帝却突然颁旨，收缴了脱脱的兵权。脱脱交出兵权后，被押送西行，不久即被死在吐蕃境上。

　　对整个红巾军而言，脱脱之死让他们得到了喘息发展的机会，而各路头王更是因此产生了胜利的幻觉，称王的念头。

　　见各路头王都在称王称帝，郭子兴按捺不住，也想在滁州称王。面对这不切实际的野心，朱元璋反复劝诫，滁州无险可守，占地有限，非称王之地，若想成就大业，必须南取和州。

　　无奈，郭子兴只好暂时放弃称王念头，同意朱元璋率兵攻取和州。

　　此次攻取和州，朱元璋没有强攻，他抓住一个细节，巧妙地用了一次疑兵。朱元璋在此前攻打地方地主武装时，曾缴获两张“庐州路义兵”的号牌，这让朱元璋想到了一计——何不仿制三千个这样的号牌，然后派三千精兵，穿上“义兵”青衣，胸前背后缝上号牌，再带上装满物资的四匹骆驼，以犒赏之名为随后的攻城红巾军开路。

　　此计施开后，有惊无险，朱元璋顺利攻下了和州城。

　　战后行赏，朱元璋以无可争议的战功升任和州兵马总兵官，实力再次呈现出超越郭子兴的势头。

　　见朱元璋蓄势而为，择机而动的发展势头很难阻挡，郭子兴的病又犯了，而郭子兴妻弟张天祐因为嫉妒朱元璋蹿升太快，心中更是强烈不服。

　　对于朱元璋而言，如何在顶头上司的猜忌中、竞争同僚的嫉妒中树立威信，这又是一道难题。

　　这一次，朱元璋使用的还是王道，只是上一次王道呈现出来的是德行，这一次呈现出来的是高情商。

　　有一事特别精彩。

　　和州城总兵官议事，按说朱元璋理应坐在第一把交椅上，但那些听命于郭子兴、张天祐的老兵官很是不服，每次议事都要阴阳怪气地暗讽朱元璋是“娇客上位”，对此朱元璋没有动怒，而是想了一个办法。

　　再议事，朱元璋提前一晚叫人将公座撤去，只摆一排木凳。次五鼓，诸将先到，当时座位按蒙古人习惯以右首为尊，朱元璋来到议事厅后，看到的果然跟他想的一样，诸将依次从右首坐过来，只留了最左端的一个位子给朱元璋。

　　朱元璋默不作声，坦然坐下，并请坐在右首的各位发表高论。这些平里只会冲锋陷阵、放火的莽，叫他在堂下叫嚣行，一旦坐到右首尊位上，个个原形毕露，像样的话一句说不出。

　　朱元璋要的就是这种我不压你，尊位压你的效果。等到一众莽面面相觑，毫无办法时，朱元璋从最左端的座位上站起来了，论事要谋略有谋略，要办法有办法。这时候再看那些莽，不仅领教了朱元璋的胸襟，更领教了胸襟里的本事，最后无不心走开，将最右首的座位让出来。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朱元璋如愿以偿，很快就在和州城树立了威信。

　　但因为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头王，朱元璋的烦并没有就此结束——

　　就在朱元璋又一次崛起时，昔在濠州城称霸的孙德崖混不下去了，他提出要求，希望朱元璋能让他率军进入和州，暂住几个月。

　　朱元璋当然知道孙德崖来者不，但为了仁义名声，尽量不在崛起之初树敌，朱元璋最终答应了孙德崖的要求。

　　然而，此一事传到滁州城，却立即引起了郭子兴的忌惮与不满。

　　在郭子兴看来，自己昔曾在濠州城遭孙德崖绑架过，两人有深仇，如今朱元璋竟允许孙德崖率军进入和州城，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这两人要合伙一处，来对付自己。

　　想到这，郭子兴立即带着怒气亲下和州来向朱元璋问罪。

　　此时的朱元璋早已有了与郭子兴叫板的实力，但他依旧选择了逆来顺受，以诚相待。

　　知道郭子兴要来问罪，《国朝典故》上记载，朱元璋嘱咐手下官员：“此来问罪，恐昼不至，若或夜至，诸人只待我至门首，亲辟户迎。”

　　但朱元璋诚心恭迎收效甚微，郭子兴一见到他就劈头盖脸地质问：“其罪何逃?”

　　朱元璋的回答情商极高，底气十足，他说：“儿女之罪，又何逃耶?家中之事缓急皆可理，外事当速谋。”

　　听到这话，郭子兴的怒气顿时消了大半，并按照朱元璋的指引，将注意力放在了孙德崖身上。

　　这孙德崖本是诈凶狠之徒，但因为朱元璋仁义在先，得知仇敌郭子兴进了和州城，他倒是讲出了一些义气，他找到朱元璋说，既然郭子兴来了，那我率军走就是，不给你添麻烦。

　　为求万无一失，朱元璋没有轻信孙德崖的话，而是提出了一个稳妥的方案——“两军舍城，今一军尽起，恐下人有不谐者，公当留后，令军先行。”

　　此时的孙德崖是条汉子，他没有异议，同意了。

　　然而，就在孙军离城，朱元璋到城外礼送时，城内却突然出事了，郭子兴趁此机会竟将孙德崖绑了，而城外的孙军得知主帅遇险，也立即绑了朱元璋。

　　这一刻对朱元璋而言极其凶险，幸亏关键时刻，徐达站了出来，要求用自己换回朱元璋。

　　面对如此忠义果敢的徐达，郭子兴没敢乱来，只得答应下来。

　　因为两军之间已无信任可言，接下来交换人质的过程很复杂，徐达先到孙军中做人质，换回朱元璋。朱元璋回到城中，再解锁放回孙德崖，孙德崖回到军中，最后再放还徐达。

　　因为行王道，朱元璋在崛起之路上屡次遇难遇险，却又屡次化险为夷。经历这最凶险一难后，历史终于犒赏了朱元璋，郭子兴因为在此事中受了惊吓，又了很重的气，成天愤恨不已，最后竟得了重病，三月间就暴死了。

　　葬掉郭子兴，抬头再看天，朱元璋的王者之像已有了实形，虽然前行的道路依旧荆棘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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