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轻武的现象有多严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只能蹉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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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壬戌科举放榜,当所有人的都为状元郎黄裳领衔的445个新科进士所折服时,著名文学家曾巩却注意到了一个人才。

  这人叫何去非,他曾六次科举失败,最终以特奏名方式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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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特奏名,指的是宋朝一种特殊科举,是为了笼络那些屡次落第的考生,授予其特奏名进士,让其能出仕为官,不过他们大多都担任低级官员,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而何去非就是其中一员,也获得了一个小官。但何去非非常有才华,他熟知兵法,精于军事。曾巩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过人的才华,将其推荐给了宋神宗,举行一场宫廷对策。何去非在宋神宗面试时,侃侃而谈,议论宏焯,展现出出色的军事才华。

  宋神宗大为赞赏,任命他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不久又升为左侍禁武学教授,并奉命受命校订《武经七书》,书成之后,升为武学博士。而后他又写下《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议》、《三略讲议》等不朽兵书,无一不是宋朝重要的军事文献。《武经七书》成书之后是宋朝第一必备军事教材,而评论历代将领用兵得失的《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时候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

  毫不夸张的说,何去非是宋朝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可他自从被宋神宗任命为武官之后就很不乐意,他根本就不想当武官,他想做文官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何去非有幸结识了苏轼,苏轼看到了何去非的兵法著作后,惊为天人。苏轼马上向宋哲用写下一篇名为《举何去非换文资状》的奏章,要求将何去非由武官转为文官,奏章中苏轼直言“去非虽论兵,然本儒也,不乐为武吏。又文章,无施不宜,圣慈特予换一文资”。

  何去非能折服苏轼这样的人物,其才华由此可见一斑。宋哲宗从而任命何去非为承奉郎,依旧担任武学博士。何去非终于一尝夙愿,由武官转为了文官。

  一年后,何去非仗义执言,批评时政,被下放到徐州任州学教授。苏轼再次为何去非求情,写下《进何去非〈备论〉状》的奏章,将何去非的《备论》举荐给宋哲宗,为其担保道“若不为所举,臣甘伏所典”。可惜何去非却没有受到重用,终其一生,最高也不过担任州县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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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如此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竟然蹉跎一生,这对何去非来说固然可惜,对宋朝来说又何尝不可悲呢?

  实际上何去非的个人际遇正是宋朝重文轻武的一个缩影,是由当时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这还得从五代时期说起,五代是武将的天堂,

  后汉大将史弘肇曾大声疾呼:“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而后晋军阀安重荣更是直言不讳道:“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受此影响,世人大多都以从军为发家之旅,就连不少文人也都弃文从武。

  名将焦继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本是一个读书人,“少读书有大志”,当他看到读书没有前途后,大喊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而后他弃笔从戎,成为五代时期一员大将,在宋朝担任过彰德军节度使,并且和宋太祖结成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赵匡胤第四子赵德芳为妃。等到赵匡胤以武将之身篡夺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后,他为了防止武将有样学样,开始纠正重武轻文之风。

  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一声高喊,“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此掀起一场读书运动,宋朝读书蔚然成风,就连大字不识一个的禁军大将进也开始掉起了书袋。宋朝文人地位开始节节攀登,武将不得不开始尊重读书人,宋朝第一开国名将曹彬每次遇到文人士大夫“必引车避之”。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在赵普的推荐下任命文武双全、箭术高超的辛仲甫为益州兵马都监。可辛仲甫竟然拒绝上任,他认为自己学的是先王之道,是个文官,不该去当武将。

  最后还是赵匡胤好说歹说,才说服他上任,任期一结束,辛仲甫马上就转为了文官,担任三司户部判官。实际上,宋朝在赵匡胤时期就开始崇文抑武了,只不过当时宋朝还没有一中原,武将还能发挥的空间。

  等到宋太宗在巨大的争议中继位后,宋太宗马上“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尤其是两次北伐辽国失败后,宋朝开始了彻底的崇文抑武政策。宋太宗崇文抑武之严重,就连当时一些文官都看不过去。

  端拱二年(989年),著名文官大臣王禹偁就劝宋太宗“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功恩”,他甚至希望宋太宗“抑儒臣而激武臣”。可惜都被宋太宗给拒绝了,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宋朝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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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宋宗继位后,宋朝治者更是将崇文抑武政策奉为圭臬。

  宋宗咸平三年(1000年)的状元郎陈尧咨,他是端拱二年状元陈尧叟的弟弟,同样是状元,他和哥哥不同的是,他也是个文武双全的厉害人物,箭术超群,出神入化,曾以钱币为的,一箭穿孔而过,人称小由基。欧阳修在名作《卖油翁》中称他为“当世无双”。

  陈尧咨对自己的射术颇为自得,经常在家射箭,结果有一骂道:“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

  骂完之后,陈母又狠狠的杖打陈尧咨一顿,并毁了他的金鱼箭袋。后来宋宗有意让陈尧咨转为武职,并承诺会让他担任节度使,可陈尧咨被母亲打了一顿后,再对武将没有任何兴趣,断然拒绝。

  可惜事与愿违,后来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他因为被政敌攻击,改为宿州观察使,陈尧咨非常不乐意,还是刘太后亲自出面才说服他上任。

  结果,陈母又大骂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乎?”在陈老太太看来,陈尧咨去当武臣简直就是有辱门庭,无颜面见祖宗。

  重文轻武的风气到宋仁宗时期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翰林学士承旨李维本来可以担任枢密副使,但他因为出使辽国时写诗自称小臣,因此被人抨击,无缘宰执。心灰意冷的李维主动请求转为武官,担任相州观察使,此事一出,宋朝言官们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不知羞耻。

  文官主动想做武官会被骂,那朝廷让文官转为武官呢?

  庆历元年(1041年),宋朝在好水川大败,宋朝为了激励士气,突然下令将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四路主帅暂时由文官转为武官,担任观察使。范仲淹马上反对道:“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为伍,第恐为贼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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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一反对,庞籍、王沿也断然拒绝,坚辞不受;只有韩琦底气不足,为了将功赎罪,“辱负重”的答应了。范仲淹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唯不能接受成为一个武官。文官不愿担任武臣,出身将门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庆历三年(1043年)湖南瑶族,宋朝命岳州知州杨畋去平叛,杨畋用了两年时间平叛成功,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当武将了。杨畋是杨业弟弟杨重勋的曾孙,的杨家将。

  他父亲一直想把他培养成武将,可他却以出身将门为耻,最终他考上了进士,成为了文官一员。文官不愿做武臣也就算了,宋朝有的是武将,可宋朝文臣对武将的排斥、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朝人认为军功再大也不如中状元来得风光,直言不讳的道:“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哥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

  宋朝文官对武将的蔑视随处可见。寇准曾和曹利用一同担任枢密使,寇准经常指着曹利用的鼻子骂道:“君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事?”宋朝名将狄青担任枢密副使后,宰相庞籍就轻蔑地称他为“赤枢”,非但大臣轻蔑狄青,就连微末小官也看不起狄青。狄青第一次去枢密院上班。因为晚到了些,迎接他的官员竟然当面不耐烦地骂道:“迎一赤老,累不来!”

  狄青可是这官员的顶头上司,竟然连基本的官场礼仪都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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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大将王德用在担任枢密使(和狄青共掌枢密院)时,立太子这样的大事宰相文彦博和富弼都不跟他商量一下,完全视他这个枢密使如无物。

  王德用发牢道:“置此一尊菩萨何地?”结果欧阳修听说后,轻蔑的说道:“老衙官何所知?”

  同样遭遇的还有岳飞,岳飞多厉害的将领,可当何铸提及岳飞时是这么说的:“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何铸虽然当时是在为岳飞求情,轻蔑之意也非常明显。

  岳飞也不过是宋朝文官口中的区区,那人呢?文官轻蔑武将就算了,还格外排挤武将。

  欧阳修曾公开宣称:“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臣理曲。”在欧阳修看来,宋朝武将和文官一起争执,肯定是武将理亏在先,武将永远都是错的。这是宋朝文官的共识,在这样的强盗逻辑下,宋朝文官对武将的排挤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不问缘由。

  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想提拔狄青为渭州知州,言官余靖三次上书反对,理由只有一个——“青,武人粗暴,不可兼知渭州。”

  皇佑四年,宋仁宗晋升狄青为枢密副使,当时言官王举正、贾黯、韩贽等人列出五条反对理由:第一,狄青出身行伍,不能当枢密使;第二,文官耻于狄青同殿为臣;第三,狄青担任枢密使会让敌人看不起;第四,这会动摇人心;第五,违背祖宗成规。

  五条理由,全是不通的玩意。

  而在狄青担任枢密使四年期间,他受到了以宰相文彦博为首的排挤和猜忌,他的奏章有如雨下,其中欧阳修最出名,他连上《论狄青札子》、《论水灾疏》和《论水灾疏灾之二》三道奏章。

  第一道,逮着狄青出身行伍的事说了个遍,然后力陈狄青担任枢密使的危害;后两道把当年的水灾联系到狄青身上,似乎不罢免狄青就会人怨。最无耻的是,欧阳修一方面承认狄青“未有显过”,另一方面又打着为国为民而且为狄青好的旗号。欧阳修罢免狄青最大的理由竟然是——“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这是裸的强盗逻辑,狄青被罢根本就没有错,唯一的原因就是狄青是武将。

  实际上整个北宋,有85个枢密使,其中63个是文官,只有22个是武将,武将占25.8%;枢密副使则有143个,其中120个是文官,只有20个是武将,武将占16.1%。

  更要命的是,武将任职枢密院人次数呈递减之势,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五朝,只有三个枢密副使是武将,而武将出任枢密使次数是零。

  就这样,宋朝的文官们还是不能接受狄青出任枢密使。

  更令人无奈的是,上面所提到的所有排挤、蔑视武将的文官在史书上都是正人君子的存在,他们似乎代表了正义。

  可这些正义凛然的文官们永远无法回答澶渊之战时,大将高琼那句掷地有声的质问:“君以文章致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退敌耶?”

  更讽刺的是,当宋朝灭亡后,忽必烈曾召见问宋朝降将,“尔等何降之易耶?”

  宋朝降将的回答是——“每优礼文士,抑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

  这是宋朝武将反抗的心声,更是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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