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轻武的现象有多严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只能蹉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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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壬戌科举放榜，当所有人的都为状元郎黄裳领衔的445个新科进士所折服时，著名文学家曾巩却注意到了一个人才。

　　这人叫何去非，他曾六次科举失败，最终以特奏名方式中式。

　　所谓特奏名，指的是宋朝一种特殊科举，是为了笼络那些屡次落第的考生，授予其特奏名进士，让其能出仕为官，不过他们大多都担任低级官员，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而何去非就是其中一员，也获得了一个小官。但何去非非常有才华，他熟知兵法，精于军事。曾巩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过人的才华，将其推荐给了宋神宗，举行一场宫廷对策。何去非在宋神宗面试时，侃侃而谈，议论宏焯，展现出出色的军事才华。

　　宋神宗大为赞赏，任命他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不久又升为左侍禁武学教授，并奉命受命校订《武经七书》，书成之后，升为武学博士。而后他又写下《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议》、《三略讲议》等不朽兵书，无一不是宋朝重要的军事文献。《武经七书》成书之后是宋朝第一必备军事教材，而评论历代将领用兵得失的《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时候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

　　毫不夸张的说，何去非是宋朝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可他自从被宋神宗任命为武官之后就很不乐意，他根本就不想当武官，他想做文官。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何去非有幸结识了苏轼，苏轼看到了何去非的兵法著作后，惊为天人。苏轼马上向宋哲用写下一篇名为《举何去非换文资状》的奏章，要求将何去非由武官转为文官，奏章中苏轼直言“去非虽论兵，然本儒也，不乐为武吏。又文章，无施不宜，圣慈特予换一文资”。

　　何去非能折服苏轼这样的人物，其才华由此可见一斑。宋哲宗从而任命何去非为承奉郎，依旧担任武学博士。何去非终于一尝夙愿，由武官转为了文官。

　　一年后，何去非仗义执言，批评时政，被下放到徐州任州学教授。苏轼再次为何去非求情，写下《进何去非〈备论〉状》的奏章，将何去非的《备论》举荐给宋哲宗，为其担保道“若不为所举，臣甘伏所典”。可惜何去非却没有受到重用，终其一生，最高也不过担任州县通判。

　　一个如此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竟然蹉跎一生，这对何去非来说固然可惜，对宋朝来说又何尝不可悲呢?

　　实际上何去非的个人际遇正是宋朝重文轻武的一个缩影，是由当时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这还得从五代时期说起，五代是武将的天堂，

　　后汉大将史弘肇曾大声疾呼：“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而后晋军阀安重荣更是直言不讳道：“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受此影响，世人大多都以从军为发家之旅，就连不少文人也都弃文从武。

　　名将焦继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本是一个读书人，“少读书有大志”，当他看到读书没有前途后，大喊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而后他弃笔从戎，成为五代时期一员大将，在宋朝担任过彰德军节度使，并且和宋太祖结成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赵匡胤第四子赵德芳为妃。等到赵匡胤以武将之身篡夺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后，他为了防止武将有样学样，开始纠正重武轻文之风。

　　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一声高喊，“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此掀起一场读书运动，宋朝读书蔚然成风，就连大字不识一个的禁军大将进也开始掉起了书袋。宋朝文人地位开始节节攀登，武将不得不开始尊重读书人，宋朝第一开国名将曹彬每次遇到文人士大夫“必引车避之”。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在赵普的推荐下任命文武双全、箭术高超的辛仲甫为益州兵马都监。可辛仲甫竟然拒绝上任，他认为自己学的是先王之道，是个文官，不该去当武将。

　　最后还是赵匡胤好说歹说，才说服他上任，任期一结束，辛仲甫马上就转为了文官，担任三司户部判官。实际上，宋朝在赵匡胤时期就开始崇文抑武了，只不过当时宋朝还没有一中原，武将还能发挥的空间。

　　等到宋太宗在巨大的争议中继位后，宋太宗马上“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尤其是两次北伐辽国失败后，宋朝开始了彻底的崇文抑武政策。宋太宗崇文抑武之严重，就连当时一些文官都看不过去。

　　端拱二年(989年)，著名文官大臣王禹偁就劝宋太宗“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功恩”，他甚至希望宋太宗“抑儒臣而激武臣”。可惜都被宋太宗给拒绝了，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宋朝国策。

　　等到宋宗继位后，宋朝治者更是将崇文抑武政策奉为圭臬。

　　宋宗咸平三年(1000年)的状元郎陈尧咨，他是端拱二年状元陈尧叟的弟弟，同样是状元，他和哥哥不同的是，他也是个文武双全的厉害人物，箭术超群，出神入化，曾以钱币为的，一箭穿孔而过，人称小由基。欧阳修在名作《卖油翁》中称他为“当世无双”。

　　陈尧咨对自己的射术颇为自得，经常在家射箭，结果有一骂道：“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

　　骂完之后，陈母又狠狠的杖打陈尧咨一顿，并毁了他的金鱼箭袋。后来宋宗有意让陈尧咨转为武职，并承诺会让他担任节度使，可陈尧咨被母亲打了一顿后，再对武将没有任何兴趣，断然拒绝。

　　可惜事与愿违，后来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他因为被政敌攻击，改为宿州观察使，陈尧咨非常不乐意，还是刘太后亲自出面才说服他上任。

　　结果，陈母又大骂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乎?”在陈老太太看来，陈尧咨去当武臣简直就是有辱门庭，无颜面见祖宗。

　　重文轻武的风气到宋仁宗时期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翰林学士承旨李维本来可以担任枢密副使，但他因为出使辽国时写诗自称小臣，因此被人抨击，无缘宰执。心灰意冷的李维主动请求转为武官，担任相州观察使，此事一出，宋朝言官们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不知羞耻。

　　文官主动想做武官会被骂，那朝廷让文官转为武官呢?

　　庆历元年(1041年)，宋朝在好水川大败，宋朝为了激励士气，突然下令将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四路主帅暂时由文官转为武官，担任观察使。范仲淹马上反对道：“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为伍，第恐为贼所轻”。

　　范仲淹一反对，庞籍、王沿也断然拒绝，坚辞不受;只有韩琦底气不足，为了将功赎罪，“辱负重”的答应了。范仲淹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唯不能接受成为一个武官。文官不愿担任武臣，出身将门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庆历三年(1043年)湖南瑶族，宋朝命岳州知州杨畋去平叛，杨畋用了两年时间平叛成功，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当武将了。杨畋是杨业弟弟杨重勋的曾孙，的杨家将。

　　他父亲一直想把他培养成武将，可他却以出身将门为耻，最终他考上了进士，成为了文官一员。文官不愿做武臣也就算了，宋朝有的是武将，可宋朝文臣对武将的排斥、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朝人认为军功再大也不如中状元来得风光，直言不讳的道：“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哥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

　　宋朝文官对武将的蔑视随处可见。寇准曾和曹利用一同担任枢密使，寇准经常指着曹利用的鼻子骂道：“君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事?”宋朝名将狄青担任枢密副使后，宰相庞籍就轻蔑地称他为“赤枢”，非但大臣轻蔑狄青，就连微末小官也看不起狄青。狄青第一次去枢密院上班。因为晚到了些，迎接他的官员竟然当面不耐烦地骂道：“迎一赤老，累不来!”

　　狄青可是这官员的顶头上司，竟然连基本的官场礼仪都不顾了。

　　另一个大将王德用在担任枢密使(和狄青共掌枢密院)时，立太子这样的大事宰相文彦博和富弼都不跟他商量一下，完全视他这个枢密使如无物。

　　王德用发牢道：“置此一尊菩萨何地?”结果欧阳修听说后，轻蔑的说道：“老衙官何所知?”

　　同样遭遇的还有岳飞，岳飞多厉害的将领，可当何铸提及岳飞时是这么说的：“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何铸虽然当时是在为岳飞求情，轻蔑之意也非常明显。

　　岳飞也不过是宋朝文官口中的区区，那人呢?文官轻蔑武将就算了，还格外排挤武将。

　　欧阳修曾公开宣称：“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臣理曲。”在欧阳修看来，宋朝武将和文官一起争执，肯定是武将理亏在先，武将永远都是错的。这是宋朝文官的共识，在这样的强盗逻辑下，宋朝文官对武将的排挤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不问缘由。

　　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想提拔狄青为渭州知州，言官余靖三次上书反对，理由只有一个——“青，武人粗暴，不可兼知渭州。”

　　皇佑四年，宋仁宗晋升狄青为枢密副使，当时言官王举正、贾黯、韩贽等人列出五条反对理由：第一，狄青出身行伍，不能当枢密使;第二，文官耻于狄青同殿为臣;第三，狄青担任枢密使会让敌人看不起;第四，这会动摇人心;第五，违背祖宗成规。

　　五条理由，全是不通的玩意。

　　而在狄青担任枢密使四年期间，他受到了以宰相文彦博为首的排挤和猜忌，他的奏章有如雨下，其中欧阳修最出名，他连上《论狄青札子》、《论水灾疏》和《论水灾疏灾之二》三道奏章。

　　第一道，逮着狄青出身行伍的事说了个遍，然后力陈狄青担任枢密使的危害;后两道把当年的水灾联系到狄青身上，似乎不罢免狄青就会人怨。最无耻的是，欧阳修一方面承认狄青“未有显过”，另一方面又打着为国为民而且为狄青好的旗号。欧阳修罢免狄青最大的理由竟然是——“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这是裸的强盗逻辑，狄青被罢根本就没有错，唯一的原因就是狄青是武将。

　　实际上整个北宋，有85个枢密使，其中63个是文官，只有22个是武将，武将占25.8%;枢密副使则有143个，其中120个是文官，只有20个是武将，武将占16.1%。

　　更要命的是，武将任职枢密院人次数呈递减之势，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五朝，只有三个枢密副使是武将，而武将出任枢密使次数是零。

　　就这样，宋朝的文官们还是不能接受狄青出任枢密使。

　　更令人无奈的是，上面所提到的所有排挤、蔑视武将的文官在史书上都是正人君子的存在，他们似乎代表了正义。

　　可这些正义凛然的文官们永远无法回答澶渊之战时，大将高琼那句掷地有声的质问：“君以文章致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退敌耶?”

　　更讽刺的是，当宋朝灭亡后，忽必烈曾召见问宋朝降将，“尔等何降之易耶?”

　　宋朝降将的回答是——“每优礼文士，抑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

　　这是宋朝武将反抗的心声，更是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