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百姓的朱元璋，为什么说他是个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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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以吴晗为首的诸多学者，将朱元璋人设为暴君，有人提及“僧”“光”等字眼，朱元璋立马之，湖南街头有人画了一幅大脚婆画像，朱元璋立即下令“湖南街”，执行命令官员理解为湖南皆，以至光了湖南人。除此之外，火烧庆功楼，心狠辣冤无数开国功臣等的故事就更是广为人知了。总之，关于朱元璋残暴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2010年，《权力野兽朱元璋》一书出版上市，封面除了刺激眼球的文字，就是一幅让人见之不寒而栗的朱元璋歪把子脸的图片，嘴角两侧各露出一颗令人恐怖的尖锐利齿，仿佛择人而噬的野兽，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暴君形象扑面而来。古今朱元璋的暴君形象，在这一本书的封面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

　　朱元璋有没有做过那些事，史书上一笔一划记载得很清楚，答案是对部分功臣动过手，但残百姓纯属子虚乌有。更为重要的是，翻开朱元璋的历史，他固然没有做到不伤百姓一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在封建王朝时代，朱元璋待百姓的程度堪称数一数二，甚至说第一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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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是超级赤贫出身，标准得一穷二白，属于最底层的百姓，但这样的身世也让朱元璋非常了解底层百姓生存状态，了解地方底层官吏盘剥百姓的诸多手段。为政之道，首先是要了解实的情况，然后才能正确施政，所以朱元璋搞出了不少别具一格的奇葩政策。

　　如今谈起治理一方，往往要求官吏积极下乡，但朱元璋却是不准官吏下乡，原因就是防止官吏下乡扰民。以今天的要求来看，朱元璋完全是在瞎搞，但以当时环境与官吏素质来说，不准官吏下乡的确能更好地保护百姓。还有准许百姓捉拿进京告御状，强盗人数直接关系官员饭碗，向百姓宣传律法，喜欢卫所制度“不废百姓一米而养百万兵”等。朱元璋还多次越过官僚体系，直接发布大诰，鼓励全国百姓遇到不平之事可以直接告御状。这些政策看似奇葩，有效性值得怀疑，但保护百姓利益的出发点无疑值得赞扬。

　　对于城内百姓，或流落到城内的百姓，朱元璋沿袭了宋创的漏泽园和惠民药局这两大福利机构之外，还首创了世界第一批养济院。漏泽园，就是开设免费墓葬地，让贫者死后有立锥葬身之地。惠民药局，就是以成本价面向普通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养济院，就是收养穷人、乞丐、残疾、老人等的场所，朱元璋曾说“只要是无家可归者，或者没有了生产能力，都能住进养济院。”先不谈明朝后期执行如何，单说朱元璋重视这些福利机构，就足以说明朱元璋心中有百姓。

　　朱元璋要让“民有聊生”，反过来就让“官不聊生”，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点是严厉的治贪政策，下令“但凡贪够六十两银子的，全部格勿论”，甚至很多是被剥皮充。明朝中后期，这一政策实际上已经无人执行，但朱元璋肃贪的祖训还在，也的确让很多官员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因此纵观明朝官员，才华横溢治政高明的清官廉吏数不胜数，清朝出了几个如于成龙等清官就大肆宣扬，但这些人放在明朝还不算什么。

　　当然，有人说朱元璋待百姓动机不纯，目的是为了维护朱明江山，维护明朝治者的剥削治。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在朱元璋亲笔书写的《御制皇陵碑》中，描述了朱元璋凄惨的身世，却更能看到朱元璋对百姓的同情之心。

　　大致意思是，艰辛务农，朝夕彷徨，天灾瘟疫四起，父母兄长先后去世，却连一块葬身之地都没有。雇主刘德不仅不给一块地，反而还催讨债务，邻里见之同情，却无力帮忙。雇主刘德兄长刘继祖大发心，给了一块葬身之地，但却只是掩埋，所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之后，二哥年少体弱，家里无以为生，长嫂哭着带侄子回到娘家，二哥与朱元璋商量，决定兄弟异路“各度凶荒”，同乡汪氏同情朱元璋，就备好香火，将朱元璋送到寺庙做小沙弥。

　　御制皇陵碑位于安徽滁州凤阳县的明皇陵，是朱元璋为其父母和兄嫂而修建，在准备碑文时，担心儒臣粉饰他的身世，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于是亲自书写重立新碑，叙述了他的人生凄惨经历，直到一全国的简略过程，文字通俗易懂，但读来却让人肝肠寸断，古今没多少人朱元璋家更惨了。谈及古今帝王，有谁朱元璋身世更惨，更为了解下层百姓的苦难?

　　另外，通过朱元璋亲笔题写的公开亮相的《御制皇陵碑》，也可见文献上污蔑朱元璋见不得“光”、“僧”，隐晦身世的说法是多么的无稽之谈。

　　毫无疑问，朱元璋的诸多待百姓之举，必然与他的经历、以及对百姓的同情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即便退一万步来说，朱元璋待百姓纯属居心叵测，但对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实惠，朱元璋的待百姓之举，难道不是让百姓得到实惠了吗?况且，为何古时候那么多口口声称“为民”的皇帝没有这么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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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狠不狠?毫无疑问得狠，但这种狠辣针对的是官员与军将。

　　李长、胡惟庸、蓝玉……一个又一个开国功臣被，牵连数千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后人见之，就认为老朱心狠手辣，与勾践一样，“狡兔死、走狗烹”，为了维护皇权剪除异己不惜残功臣，于是给朱元璋冠以暴君之名。

　　但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先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功臣有没有犯对于这些功臣，史书上大多记载早年如何作战英勇，在关键战役中力挽狂澜，但在明朝建立之后却语焉不详，往往只是“所行多不法”这五个字。因此，后人的确无法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恶事，于是阴谋论者就将原因归咎于朱元璋想要维护皇权，所以才会残地清除功臣。

　　明朝初年，朝廷政局错综复杂，既有淮右勋贵与皇权之争，也有朱标早逝留下的储君(朱允炆)危机，更有贫民出身、容不下勋贵祸民的朱元璋，因此朱元璋诛功臣的原因也非常复杂，单纯一两句话说不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元璋不是疯子，不会不顾一切的、没有缘由的肆意诛功臣。

　　胡惟庸谋反案中，胡惟庸冤不冤?史载，胡惟庸排斥异己、断专行，很多生黜陟等重大案件，他还不向朱元璋汇报，就擅自加以处理。甚至，当时犯官妻女只准勋臣家使用，但很大一部分却被胡惟庸等人截留。

　　蓝玉案中，蓝玉的确有实力谋反，但究竟有无谋反之心不好说。不过，蓝玉却一点都不清白。蓝玉北征南返时，夜抵喜峰关，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蓝玉便纵兵毁关，破门而入。御宴上口出傲语，军中将校升降进退，大权于他一人，朱元璋多次责备他。后来，蓝玉嫌弃自己官小，不愿位居宋、颍两公之下，说：“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可见，蓝玉为人非常骄纵，史书没有记载的害民之事可能也不少。

　　空印案中，即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就相当于先签字，再写内容，这是元朝的玩法。是个人都知道，一个正常的国家肯定不能这么玩，里面上下其手的地方太多了。朱元璋知道之后，认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就严惩了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簿册者。

　　郭桓案中，户部侍郎郭桓等官员，勾结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盗卖官粮，涉案金额骇人听闻。后来，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了，朱元璋勃然大怒，处死了不少官吏。与此同时，为了追赃，朱元璋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计其数，地主对此怨恨极深。

　　明初四大案中，朱元璋处死的功臣官员，肯定有一些是冤枉的，但绝大多数必然都有取死之道。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功臣勋贵在建国之后，史书上往往只说“所行多不法”，但在这五个字的背后，可能是无数普通老百姓田园被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哭告无门。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曾经警告官员勋贵们，“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既然有人伸手，再加上剪除淮西勋贵和加强皇权的需要下，朱元璋自然不会客气。

　　与历国皇帝相，朱元璋对勋贵官员少了一分宽容，多了一分狠辣，这是无可置疑的，应该与朱元璋贫民出身息息相关。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却是一定程度上的大快人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诋毁朱元璋就罢了，如今已经21世纪了，却还有很多普通人不分黑白地指责朱元璋为暴君、权力的野兽之类，实在令人无语。如果身为官绅，指责朱元璋残暴的话，还可以让人理解，但如果身为群众一员，对眼前污吏恨之入骨，但却又贬低一位维护百姓利益的皇帝，心疼犯法被的功臣官员，这岂非是非不分?

　　满清入关之后，汉范文程曾经说过：“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心得矣!”士为秀民，就是说士绅地主是老百姓里的精英!因此，清朝建立过程中，尽管百姓苦难前所未有，但还是通过笼络秀民夺得天下。在此基础上，清朝康雍乾三个皇帝，尽管在待百姓方面远逊朱元璋，但如今名声却是轰隆隆作响，各种清宫剧的盛行仿佛也在说清朝远超明朝。可见，待百姓难有好名，恶待官绅必留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