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百姓的朱元璋,为什么说他是个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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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以吴晗为首的诸多学者,将朱元璋人设为暴君,有人提及“僧”“光”等字眼,朱元璋立马之,湖南街头有人画了一幅大脚婆画像,朱元璋立即下令“湖南街”,执行命令官员理解为湖南皆,以至光了湖南人。除此之外,火烧庆功楼,心狠辣冤无数开国功臣等的故事就更是广为人知了。总之,关于朱元璋残暴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2010年,《权力野兽朱元璋》一书出版上市,封面除了刺激眼球的文字,就是一幅让人见之不寒而栗的朱元璋歪把子脸的图片,嘴角两侧各露出一颗令人恐怖的尖锐利齿,仿佛择人而噬的野兽,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暴君形象扑面而来。古今朱元璋的暴君形象,在这一本书的封面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

  朱元璋有没有做过那些事,史书上一笔一划记载得很清楚,答案是对部分功臣动过手,但残百姓纯属子虚乌有。更为重要的是,翻开朱元璋的历史,他固然没有做到不伤百姓一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在封建王朝时代,朱元璋待百姓的程度堪称数一数二,甚至说第一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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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是超级赤贫出身,标准得一穷二白,属于最底层的百姓,但这样的身世也让朱元璋非常了解底层百姓生存状态,了解地方底层官吏盘剥百姓的诸多手段。为政之道,首先是要了解实的情况,然后才能正确施政,所以朱元璋搞出了不少别具一格的奇葩政策。

  如今谈起治理一方,往往要求官吏积极下乡,但朱元璋却是不准官吏下乡,原因就是防止官吏下乡扰民。以今天的要求来看,朱元璋完全是在瞎搞,但以当时环境与官吏素质来说,不准官吏下乡的确能更好地保护百姓。还有准许百姓捉拿进京告御状,强盗人数直接关系官员饭碗,向百姓宣传律法,喜欢卫所制度“不废百姓一米而养百万兵”等。朱元璋还多次越过官僚体系,直接发布大诰,鼓励全国百姓遇到不平之事可以直接告御状。这些政策看似奇葩,有效性值得怀疑,但保护百姓利益的出发点无疑值得赞扬。

  对于城内百姓,或流落到城内的百姓,朱元璋沿袭了宋创的漏泽园和惠民药局这两大福利机构之外,还首创了世界第一批养济院。漏泽园,就是开设免费墓葬地,让贫者死后有立锥葬身之地。惠民药局,就是以成本价面向普通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养济院,就是收养穷人、乞丐、残疾、老人等的场所,朱元璋曾说“只要是无家可归者,或者没有了生产能力,都能住进养济院。”先不谈明朝后期执行如何,单说朱元璋重视这些福利机构,就足以说明朱元璋心中有百姓。

  朱元璋要让“民有聊生”,反过来就让“官不聊生”,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点是严厉的治贪政策,下令“但凡贪够六十两银子的,全部格勿论”,甚至很多是被剥皮充。明朝中后期,这一政策实际上已经无人执行,但朱元璋肃贪的祖训还在,也的确让很多官员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因此纵观明朝官员,才华横溢治政高明的清官廉吏数不胜数,清朝出了几个如于成龙等清官就大肆宣扬,但这些人放在明朝还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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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人说朱元璋待百姓动机不纯,目的是为了维护朱明江山,维护明朝治者的剥削治。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在朱元璋亲笔书写的《御制皇陵碑》中,描述了朱元璋凄惨的身世,却更能看到朱元璋对百姓的同情之心。

  大致意思是,艰辛务农,朝夕彷徨,天灾瘟疫四起,父母兄长先后去世,却连一块葬身之地都没有。雇主刘德不仅不给一块地,反而还催讨债务,邻里见之同情,却无力帮忙。雇主刘德兄长刘继祖大发心,给了一块葬身之地,但却只是掩埋,所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之后,二哥年少体弱,家里无以为生,长嫂哭着带侄子回到娘家,二哥与朱元璋商量,决定兄弟异路“各度凶荒”,同乡汪氏同情朱元璋,就备好香火,将朱元璋送到寺庙做小沙弥。

  御制皇陵碑位于安徽滁州凤阳县的明皇陵,是朱元璋为其父母和兄嫂而修建,在准备碑文时,担心儒臣粉饰他的身世,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于是亲自书写重立新碑,叙述了他的人生凄惨经历,直到一全国的简略过程,文字通俗易懂,但读来却让人肝肠寸断,古今没多少人朱元璋家更惨了。谈及古今帝王,有谁朱元璋身世更惨,更为了解下层百姓的苦难?

  另外,通过朱元璋亲笔题写的公开亮相的《御制皇陵碑》,也可见文献上污蔑朱元璋见不得“光”、“僧”,隐晦身世的说法是多么的无稽之谈。

  毫无疑问,朱元璋的诸多待百姓之举,必然与他的经历、以及对百姓的同情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即便退一万步来说,朱元璋待百姓纯属居心叵测,但对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实惠,朱元璋的待百姓之举,难道不是让百姓得到实惠了吗?况且,为何古时候那么多口口声称“为民”的皇帝没有这么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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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狠不狠?毫无疑问得狠,但这种狠辣针对的是官员与军将。

  李长、胡惟庸、蓝玉……一个又一个开国功臣被,牵连数千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后人见之,就认为老朱心狠手辣,与勾践一样,“狡兔死、走狗烹”,为了维护皇权剪除异己不惜残功臣,于是给朱元璋冠以暴君之名。

  但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先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功臣有没有犯对于这些功臣,史书上大多记载早年如何作战英勇,在关键战役中力挽狂澜,但在明朝建立之后却语焉不详,往往只是“所行多不法”这五个字。因此,后人的确无法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恶事,于是阴谋论者就将原因归咎于朱元璋想要维护皇权,所以才会残地清除功臣。

  明朝初年,朝廷政局错综复杂,既有淮右勋贵与皇权之争,也有朱标早逝留下的储君(朱允炆)危机,更有贫民出身、容不下勋贵祸民的朱元璋,因此朱元璋诛功臣的原因也非常复杂,单纯一两句话说不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元璋不是疯子,不会不顾一切的、没有缘由的肆意诛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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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惟庸谋反案中,胡惟庸冤不冤?史载,胡惟庸排斥异己、断专行,很多生黜陟等重大案件,他还不向朱元璋汇报,就擅自加以处理。甚至,当时犯官妻女只准勋臣家使用,但很大一部分却被胡惟庸等人截留。

  蓝玉案中,蓝玉的确有实力谋反,但究竟有无谋反之心不好说。不过,蓝玉却一点都不清白。蓝玉北征南返时,夜抵喜峰关,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蓝玉便纵兵毁关,破门而入。御宴上口出傲语,军中将校升降进退,大权于他一人,朱元璋多次责备他。后来,蓝玉嫌弃自己官小,不愿位居宋、颍两公之下,说:“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可见,蓝玉为人非常骄纵,史书没有记载的害民之事可能也不少。

  空印案中,即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就相当于先签字,再写内容,这是元朝的玩法。是个人都知道,一个正常的国家肯定不能这么玩,里面上下其手的地方太多了。朱元璋知道之后,认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就严惩了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簿册者。

  郭桓案中,户部侍郎郭桓等官员,勾结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盗卖官粮,涉案金额骇人听闻。后来,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了,朱元璋勃然大怒,处死了不少官吏。与此同时,为了追赃,朱元璋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计其数,地主对此怨恨极深。

  明初四大案中,朱元璋处死的功臣官员,肯定有一些是冤枉的,但绝大多数必然都有取死之道。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功臣勋贵在建国之后,史书上往往只说“所行多不法”,但在这五个字的背后,可能是无数普通老百姓田园被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哭告无门。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曾经警告官员勋贵们,“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既然有人伸手,再加上剪除淮西勋贵和加强皇权的需要下,朱元璋自然不会客气。

  与历国皇帝相,朱元璋对勋贵官员少了一分宽容,多了一分狠辣,这是无可置疑的,应该与朱元璋贫民出身息息相关。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却是一定程度上的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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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诋毁朱元璋就罢了,如今已经21世纪了,却还有很多普通人不分黑白地指责朱元璋为暴君、权力的野兽之类,实在令人无语。如果身为官绅,指责朱元璋残暴的话,还可以让人理解,但如果身为群众一员,对眼前污吏恨之入骨,但却又贬低一位维护百姓利益的皇帝,心疼犯法被的功臣官员,这岂非是非不分?

  满清入关之后,汉范文程曾经说过:“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心得矣!”士为秀民,就是说士绅地主是老百姓里的精英!因此,清朝建立过程中,尽管百姓苦难前所未有,但还是通过笼络秀民夺得天下。在此基础上,清朝康雍乾三个皇帝,尽管在待百姓方面远逊朱元璋,但如今名声却是轰隆隆作响,各种清宫剧的盛行仿佛也在说清朝远超明朝。可见,待百姓难有好名,恶待官绅必留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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