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和东吴的大臣在赤壁之战前,为什么会想要投降?

  赤壁之战前,为啥荆州和东吴的大臣们都想投降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为什么小编告诉你。

  公元208年7月,一了北方大部的曹南击荆州。双方还未正式交手时,曾经单骑定荆楚的刘表火线离世,为次子刘琮留下了沃野千里、带甲数十万、极尽地形之利的显赫家业。然而在一众大臣的劝说下,这位富二代压根没做任何抵抗,就利索对曹缴械投降了。

  而接下来,当曹挥师东进时,孙权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江东众臣认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生怕自己主公投降得太慢了。

  乍一看“投降”这俩字,大部分人内心估计会马上涌现诸如“毫无气节、品德卑劣”等负面字眼;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投降派的理由很充分,如果我们跳出《三国演义》中“贬曹”的立场来看,这些没骨气的行为,其实非常合理、合法,甚至可谓是利益最大化的首选。(以下依据正史)

  道义、实力,是决定投降与否的唯二因素

  首先,我们结合越、傅巽等人劝说刘琮的言辞,探一探这些“投降派”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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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

  这段话包含了两个:

  其一,逆顺,即道义。

  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当时的汉王朝并没有灭亡,汉献帝,就代表着汉室。

  曹VS刘表,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大汉政权的内斗。而我们的曹丞相,是名正言顺的汉室拥立者,他麾下所有文武,也都是汉朝廷册立的官员。他们此次南征,也是正儿八经的得到了汉献帝的准许;大军的旗号也是“汉”,而不是演义中的“曹”。

  而刘琮之父刘表在世时,从身份上看,是汉室宗亲;从职务而言,是朝廷白纸黑字任的荆州刺史。但他的表现怎么样?在皇室面临危难时,视若无睹;汉献帝被曹迎立后,他更是两面三刀,多方。

  因此,演义中声称曹是汉贼,但从法理上来讲,不归顺汉献帝的那些诸侯才是正的贼。而刘表死后,幼子刘琮未经朝廷准许,直接自立为荆州之主,这更无异于裸的叛逆行为。

  所以傅巽等人用了“以人臣而拒人主”这一概念,等于承认了荆州刘氏政权的非法性。因此,他们鼓动荆州投降曹,实际上是归附朝廷。毕竟从本质上来看,荆州士人都是汉朝子民。

  那么,为啥当初官渡之战时,已经挟天子的曹,仍面临着被人背叛的危机?因为有个更加关键的考量因素:实力。

  其二,强弱,即实力。

  起初,刘琮也想像他的父亲那样,“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其实就是想当个割据政权,自己做土皇帝。

  不过群臣立马迎头给他泼了几盆冷水:时代已经变了,如今的天下,已经不是刘景升时代的天下。曹已基本一北方,中原的人口、人才、耕地、物资......哪一样不是数倍于荆楚?“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妄想以楚地对抗中原,无异于以击石;刘备抵抗曹?他要有这能耐,怎么可能沦落到投奔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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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仨字:打不过。

  想必当时刘琮的内心是拔凉拔凉的:一不占理,二没能力,三没人心,再硬抗不就等于自取其辱?所以他利索的缴械投降。

  而接下来的孙权,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首先,道义不占优势:

  曹公......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拒之,事更不顺。

  在小说中,曹虽给人一副蛮不讲理、欺辱汉室的印象,但在实际上,当初汉献帝流落洛阳废墟之际,各路诸侯视之若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当时尚弱小的曹前去迎接,让失序已久的“宗室社稷制度始立”。如果没有曹,估计汉王朝当时就要改名换姓了。

  曹接下来的举动,正如同江东群臣所言,总是打着汉朝廷的名义,所作所为都处于规则之内,起码在表面上让人抓不住把柄,几乎是一位兢兢业业为汉王室翦除叛乱的“周公、霍光”。

  而诸侯攻击曹的理由则很无厘头:曹虽明汉相,其实汉贼。这既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也有莫须有的意味。如果说替汉朝廷办事的曹是贼,那孙权、刘备这些实际上已经占山为王、画地自守的好汉们,该怎么称呼?这是裸的以一百步笑五十步。

  其次,双方实力的差距太大了。曹取得荆州后,面对孙权时已具备了巨大的战略优势:地形上,扼守长江上游,东吴面对中原的天堑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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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方面,刘表苦心经营多年的荆州水军,曾经让孙权家族头疼不已;如今却已悉数归附曹,再辅以向来强大的中原步骑,双方纸面上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到让人难以直视。

  所以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总而言之,从客观上而言,实力才是决定荆州、江东众臣们态度的首要因素;而正与否、顺逆态势,只是他们用来帮助自己阶的梯子。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官员们为啥如此理智?血性的周瑜、鲁肃为啥成了少数派?

  因为严格而言,这些人本身就是投机者。

  呼风唤雨的诸侯们,实际上是门阀的代言人

  东汉末年的乱局,其实是世家大族们的博弈;而那些“诸侯”,更像是不同势力的代言人;代言人可以换,但主体不会变。荆州、江东士族不约而同的主张投降,实际上是顺应局面、及时变换代言人而已。

  我们都知道,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主要由察举、征召组成。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后者是皇帝本人由上而下选用人员。而起初人才的推荐/选取标准,是才能、品德,即儒家所讲的德才兼备。

  显然,这两个指标都难以量化,免不了会受人为因素左右。在清明时期,依帝王权术的掌控、考核制度的鞭策,尚且能维持这一体系的正常运转;而到了东汉后期,面对上层建筑的失序、现实利益的冲突,上述制度逐沦为裙带关系的温床;有权有势,就能左右官员选拔,最终,门第高下,已成为人员任用的实标准,甚至逐步形成了诸如“四世三公”的袁氏这样的公卿世家。

  出于对话语权的争夺,恒、灵二帝在位期间,连续发生了好几起“锢之祸”事件,士族与皇室愈发貌合神离。随着黄巾的爆发,地方豪族着强大的人力、财力、影响力,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而那些州牧、刺史、太守们,原本就是门阀的产物。这些人经过一番磨合、博弈,那些最强大的家族,自然而然的成了领一方的诸侯;而稍弱些的,想要在乱世中保全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纷纷选边站、拥立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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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咱们熟悉的“罪魁”董卓,当初他进入长安、控制皇室后,也不得不听取尚书周毖、校尉伍琼这些达官的意见,任用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人担任州郡长官。但没想到的是,这些人一到辖区就翻脸不认人,坑得举荐人身首异处;

  而对于袁绍,董卓对其“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於天下”的家族势力极为忌惮,不得已将其封为渤海太守。而袁绍到达冀州后,凭借自家的金字招牌、实打实的人脉资源,振臂一呼、响者云集,没费多大力气就成了最大的诸侯。

  刘表依蔡氏、;孙坚起兵,依的是“收合士大夫”,重用周瑜、张昭、陆氏等家族;曹的麾下更不得了,荀彧、杨彪、陈群,分别代表了颍川荀氏、弘农杨氏、颍川陈氏,这三家加上袁氏,被称为当时的天下四大家族;而郭嘉、程昱等谋士,也都来自颍川。因此,曹的胜利,可以视为豪门望族的胜利。

  相较以上大咖们,刘备起初举步维艰,正是由于缺少世家大族的支持。

  那么,这些豪门选择诸侯的标准是啥?看谁最有前途。荀彧离开袁绍,是因为“终不能成大事”,扭头主动投当时还处于弱势的曹,被对方视为自己的张良,年仅29岁就被任命为司马。其后,郭嘉、陈群等一众大神也被荀彧带进曹营,为曹成长为头号枭雄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无论荆州还是江东的士族,他们支持谁,基本只有一个标准:对家族是否最有利。而面对于纳降的曹,投降,无疑是他们实现家族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选择。

  面对于纳降的曹,“投降”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

  正史中的曹,除了于唯才是举外,还特别精通纳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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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击败吕布后,除了旗帜鲜明的陈宫、高顺外,张辽等一众将领以及以及臧霸、孙观都被收归麾下;

  张绣与曹有子之仇,但他俩一个敢投降、一个敢接受投降,其后竟相安无事,甚至还结成了亲家;

  野心勃勃的刘备前来投,曹视其为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并且出钱出人帮其壮大;甚至在刘备逃跑后,对落在自己手中的悍将关羽,曹也是尽力尝试收为己用;

  而鼓励刘琮投降的荆州士人们,也被曹大度的投桃报李:

  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嵩,大;羲,侍中;先,尚书令;多至大官。

  嵩即韩嵩,官渡之战时他劝刘表支持曹,差点被;羲即邓羲,也曾劝刘表不要跟袁绍结交;先是刘表的别驾刘先,当初和韩嵩一起建议刘表站队曹。

  则更加荣耀,曹曾喜滋滋的给荀彧写信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蒯异度即蒯越)

  而对于自己手下的投降派,曹也很大度。在官渡之战后,他将手下人写给袁绍的投降书悉数烧毁:“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

  自己手下迫于形势意图投他人,曹予以理解;对于投奔自己的势力,曹大方的给予殊荣,人看在眼里,怎会不群起而效之?

  因此,当曹大兵压境之际,孙权手下几乎全部人都劝自己的主公投降,正如鲁肃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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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肃迎,当以肃还付乡。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可以这样假设:曹拿下江东,还是得依本地大家族治理;而除了孙权以及他的某些铁杆支持者外,现有体系内的官员,不仅能保住原有的利益,甚至还极有可能更进一步。也许,当时的东吴群臣就差拿刀子逼孙权了。

  而在赤壁之战后,分割天下的希望之火再度被点燃,那些新旧家族,再次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站队”伟业中。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时代趋势:在察举、征辟制下,选举制度逐渐向世家大族固化;而到了东汉末期,由于逐渐恶化的博弈与战乱侵扰,家族利益逐渐凌驾于封建政权利益至上;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在现实的冲击下,演化缩小为“齐家”这个更加务实小目标。随着曹丕时代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这一趋势更是进一步强化。其后的司马氏顺利代魏,西晋士大夫盛行清谈、无人干实事,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无人心北伐,都是这一趋势无节制发展带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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