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闭关锁国之外，嘉庆帝做了什么影响国家发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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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朝是清王朝的盛世时期，乾隆晚期，夕阳西下的没落之势开始出现。很不巧，这个“烂摊子”正好被嘉庆帝赶上了，嘉庆帝虽然从小苦读四书五经，但不得不说，他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才能的皇帝。

　　嘉庆帝的主张类似“无为而治”，对国家的治理极为守成，不懂变通，以至于我华夏民族在百年后遭受大难。历史是耻辱的，但人民不是，我们了解历史，学会历史，只为规避过去犯的错误，我们要回首观历史，即使是耻辱的，我们要清楚，除了闭关自守，嘉庆帝还做了些什么?

　　严行矿禁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封建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使用，拒绝蓬勃的商业发展。

　　守成的嘉庆帝自然也不例外。他对矿，一开始就摆出来极其严峻的态势，因为他害怕“滋生祸端”。

　　嘉庆第一次接触有关矿业的问题是在亲政后的第四年(1799年)三月，两广总督吉庆针对民间私采生铜一事上疏称：“广东采挖黎地石碌铜斤，试办一年，额已短缺，且该处滨海临洋，多人前采，恐致滋生事端，似应亟行停止。其省局鼓铸，仍请运用滇铜。“

　　他立即批复说：”所办甚妥，所见极是。任用滇铜，不必开采。“嘉庆批复的文字虽然不多，但观点鲜明，态度也很坚决。

　　广东省在乾隆初年获得开发矿业的权利，原本是来之不易，因为这在当时属于想顽固守旧的禁矿派发起的猛烈冲击的结果，这在我国矿业史上有“鄂氏三疏”之称，(当时带头的两广总督姓鄂)。

　　可嘉庆一上位，就将这股“面带春风”的势头压了下去。自此以后，嘉庆帝就在矿业政策上不断，变得越来越顽固和僵硬。

　　嘉庆推行消极的禁矿政策，在朝廷中并非无人反对，只不过人数太少，丝毫起不到一丝动摇嘉庆的力量。

　　禁止流民出关

　　嘉庆的关外垦荒政策，与他的禁矿政策一样消极和僵化。虽然他很重视农业发展，但他只许百姓在关内耕地，禁止流民到关外垦荒。

　　1808年，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内地人民出关耕垦，由盛京将军负责制定了新的章程，规定关内人民出山海关至奉天所属各地，除得有原籍发给的关照一张，填注性命及所往处所，到关验明身份外，还要有随身护票备查。

　　同时指出：“盛京地方设立边门，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慎重，若听任流民纷纷出口，并不力为拦阻，殊非严密关禁之道。嗣后着照该部奏定章程，交该将军严饬守口员弁(ian)，实力巡查，并出示晓谕各处无业贫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垦，致干例禁。“

　　这在嘉庆一朝禁止流民出关私垦诸章程中，属内容最为详尽、措施最为严密的一个。

　　对外通商

　　如果禁止开矿、禁止关外垦荒等政策只是嘉庆重农抑商或防止流民作乱的手段，那么货物出口和进口则是闭关自守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但这种保守、消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既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力的增强。

　　当然，这并非嘉庆帝的首创，而是来自于乾隆皇帝所实行的“闭关政策”，没有什么才能的嘉庆帝只能再次遵循老祖宗的方法，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这种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础。

　　嘉庆自即位以来，严守乾隆皇帝所定下的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没有丝毫松动余地可言。即使在广州，也并非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除了由公行实行垄断外，还有诸多的“清规戒律”，如规定国外商船于每年五六月间抵粤，限于当年九十月间回航返国。

　　所以当时的广州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贸易市场，而且还是季节性的。而且虽无明文规定，实际上广州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欧美商人，至于像北方的这些国家，很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僵化的嘉庆

　　就拿广州通商口岸来说，1805年十月，俄罗斯两艘商船，经海道南航，先后驶抵广州。当时即将卸任的粤海关监督延丰，虽然知道“该国向在恰克图地方通市”，但鉴于船货已到，而且商人只不过意在“省费图利”，于是特予通融，准令俄商在此卸货。

　　延丰觉得自己所为合情合理，且自己尽职尽责，只不过不清楚以后该如何处理类似事件，便上疏嘉庆，恳请嘉庆给予训示。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嘉庆看到奏折后，大发雷霆，斥责延丰“专擅乖谬”，”所办粗率之至“，并下令对此事严加追究。

　　又令新任粤督吴熊光逐一查明，以递速四百里奏闻。可吴熊光刚一接手，就犯了类似于延丰的“错误”。因当时俄商早已卸货完毕，并称该地“地处极北，若遇风汛，遂致阻滞一年，叩请早给牌放关开行。”

　　吴熊光与人商议，一致认为“抚恤外夷，自应示之以信。”于是在查明该船“所贩货物系茶叶、瓷器，并无违禁物件”后，准其开船返国。结果可想而知。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延丰被革职，吴熊光等人交部议处。

　　从表面上看，这件事是因为延丰等人没有遵守制度，但其实质却反映了嘉庆对通商口岸规定太过狭窄，过于死板，缺乏灵活性。嘉庆所背的“出处防夷”的思想包袱极重，这类事情在嘉庆朝廷屡见不鲜，可见嘉庆在死守“定制”方面，思想已趋于僵化了。

　　1811年12月，嘉庆颁布了《御制守成论》。其中称：“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旧章。”

　　嘉庆谨守他父亲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有利于封建的维护和巩固，但对于中国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因为没有向他三拜九跪就把人家撵走了，还写信斥责英王不懂礼仪。

　　嘉庆在位时期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的工业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而嘉庆帝对此却一无所知，继续严守先君之制，重本抑末，闭关自守，压制各地工矿业，清朝不亡天理难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