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闭关锁国之外,嘉庆帝做了什么影响国家发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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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朝是清王朝的盛世时期,乾隆晚期,夕阳西下的没落之势开始出现。很不巧,这个“烂摊子”正好被嘉庆帝赶上了,嘉庆帝虽然从小苦读四书五经,但不得不说,他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才能的皇帝。

  嘉庆帝的主张类似“无为而治”,对国家的治理极为守成,不懂变通,以至于我华夏民族在百年后遭受大难。历史是耻辱的,但人民不是,我们了解历史,学会历史,只为规避过去犯的错误,我们要回首观历史,即使是耻辱的,我们要清楚,除了闭关自守,嘉庆帝还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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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行矿禁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封建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使用,拒绝蓬勃的商业发展。

  守成的嘉庆帝自然也不例外。他对矿,一开始就摆出来极其严峻的态势,因为他害怕“滋生祸端”。

  嘉庆第一次接触有关矿业的问题是在亲政后的第四年(1799年)三月,两广总督吉庆针对民间私采生铜一事上疏称:“广东采挖黎地石碌铜斤,试办一年,额已短缺,且该处滨海临洋,多人前采,恐致滋生事端,似应亟行停止。其省局鼓铸,仍请运用滇铜。“

  他立即批复说:”所办甚妥,所见极是。任用滇铜,不必开采。“嘉庆批复的文字虽然不多,但观点鲜明,态度也很坚决。

  广东省在乾隆初年获得开发矿业的权利,原本是来之不易,因为这在当时属于想顽固守旧的禁矿派发起的猛烈冲击的结果,这在我国矿业史上有“鄂氏三疏”之称,(当时带头的两广总督姓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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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嘉庆一上位,就将这股“面带春风”的势头压了下去。自此以后,嘉庆帝就在矿业政策上不断,变得越来越顽固和僵硬。

  嘉庆推行消极的禁矿政策,在朝廷中并非无人反对,只不过人数太少,丝毫起不到一丝动摇嘉庆的力量。

  禁止流民出关

  嘉庆的关外垦荒政策,与他的禁矿政策一样消极和僵化。虽然他很重视农业发展,但他只许百姓在关内耕地,禁止流民到关外垦荒。

  1808年,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内地人民出关耕垦,由盛京将军负责制定了新的章程,规定关内人民出山海关至奉天所属各地,除得有原籍发给的关照一张,填注性命及所往处所,到关验明身份外,还要有随身护票备查。

  同时指出:“盛京地方设立边门,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慎重,若听任流民纷纷出口,并不力为拦阻,殊非严密关禁之道。嗣后着照该部奏定章程,交该将军严饬守口员弁(ian),实力巡查,并出示晓谕各处无业贫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垦,致干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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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嘉庆一朝禁止流民出关私垦诸章程中,属内容最为详尽、措施最为严密的一个。

  对外通商

  如果禁止开矿、禁止关外垦荒等政策只是嘉庆重农抑商或防止流民作乱的手段,那么货物出口和进口则是闭关自守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但这种保守、消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既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力的增强。

  当然,这并非嘉庆帝的首创,而是来自于乾隆皇帝所实行的“闭关政策”,没有什么才能的嘉庆帝只能再次遵循老祖宗的方法,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这种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础。

  嘉庆自即位以来,严守乾隆皇帝所定下的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没有丝毫松动余地可言。即使在广州,也并非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除了由公行实行垄断外,还有诸多的“清规戒律”,如规定国外商船于每年五六月间抵粤,限于当年九十月间回航返国。

  所以当时的广州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贸易市场,而且还是季节性的。而且虽无明文规定,实际上广州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欧美商人,至于像北方的这些国家,很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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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化的嘉庆

  就拿广州通商口岸来说,1805年十月,俄罗斯两艘商船,经海道南航,先后驶抵广州。当时即将卸任的粤海关监督延丰,虽然知道“该国向在恰克图地方通市”,但鉴于船货已到,而且商人只不过意在“省费图利”,于是特予通融,准令俄商在此卸货。

  延丰觉得自己所为合情合理,且自己尽职尽责,只不过不清楚以后该如何处理类似事件,便上疏嘉庆,恳请嘉庆给予训示。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嘉庆看到奏折后,大发雷霆,斥责延丰“专擅乖谬”,”所办粗率之至“,并下令对此事严加追究。

  又令新任粤督吴熊光逐一查明,以递速四百里奏闻。可吴熊光刚一接手,就犯了类似于延丰的“错误”。因当时俄商早已卸货完毕,并称该地“地处极北,若遇风汛,遂致阻滞一年,叩请早给牌放关开行。”

  吴熊光与人商议,一致认为“抚恤外夷,自应示之以信。”于是在查明该船“所贩货物系茶叶、瓷器,并无违禁物件”后,准其开船返国。结果可想而知。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延丰被革职,吴熊光等人交部议处。

  从表面上看,这件事是因为延丰等人没有遵守制度,但其实质却反映了嘉庆对通商口岸规定太过狭窄,过于死板,缺乏灵活性。嘉庆所背的“出处防夷”的思想包袱极重,这类事情在嘉庆朝廷屡见不鲜,可见嘉庆在死守“定制”方面,思想已趋于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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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年12月,嘉庆颁布了《御制守成论》。其中称:“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旧章。”

  嘉庆谨守他父亲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有利于封建的维护和巩固,但对于中国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因为没有向他三拜九跪就把人家撵走了,还写信斥责英王不懂礼仪。

  嘉庆在位时期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的工业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而嘉庆帝对此却一无所知,继续严守先君之制,重本抑末,闭关自守,压制各地工矿业,清朝不亡天理难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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