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占据主流几百年，平民们又是如何推动唐代走向全盛？

　　在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门阀作为和中的核心力量，成为几百年间执牛耳之阶层。而唐代，出身平民者渐成为的中坚力量，政坛上如此，文化艺术界也是如此。对此现象，很多史学家们有所关注，他们有一个大致相似的看法，那就是唐启了流动的大门，让平民能够在各个方面发挥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上，就会感觉到压力：在士族占据了主流几百年之后，平民是否的有能力驾驭时代之车?平民们，是否能够推动唐代一步步走向全盛的局面?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还好，历史给出了完满的答案。

　　张九龄：平民出身而成就事业的主流

　　开元时期的宰相张九龄代表了平民出身而成就事业的主流。

　　张九龄同样出身于非士族家庭，他的祖父因担任韶州别驾，所以全家迁居到该地，成为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居民。他的祖父是中下级官员，他的父亲没有做官，因此张九龄完全是着个人的才能拼搏出来的。

　　张九龄的文学才华出众，他13岁就曾经写信给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非常欣赏他的文学才华，认为他必将一鸣惊人。果然，他参加进士科的考试，然后入仕做官，被任命为校书郎。校书郎虽然没什么实际权力，但文采出众者往往都是在这个职位上得到进一步升迁的。张九龄就是如此，当时的太子李隆基选拔那些文学之士，考察他们的能力，张九龄所写的对策被评为最高等级，顺利地通过这次选拔，被任命为右拾遗。

　　凭借着过人的文才和对人物的品鉴能力，张九龄曾多次被任命为科举考试的“阅卷”官员，以公允著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升迁并没有出现飞跃，而是按照当时的升官序列，一步一个脚印地着才干得到提拔。就这样，他先后做到了吏部的司勋员外郎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

　　当时的文坛巨子、宰相张说非常欣赏张九龄，他认为张九龄必将是后的文坛领袖，因此对他非常照顾。后来张说被同僚倾轧而罢相，张九龄也受到牵连，被外放为地方刺史。他本来要去东部任职，但考虑到母亲年老，他便主动请求到南方去，因此先后在洪州、桂州一带为官，增加了地方管理经验。后来，唐玄宗召他回京，任命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而后又升他做中书侍郎。至此，他才正从一个文学之士转型为中央的政务官员。他针对当时的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改进措施，唐玄宗多有采纳。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正式被任命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唐朝已经进入最鼎盛的时代，他则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对唐代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规划。当然，文学之臣的出身，让他对于各级政务机构的工作并不完全了解，所以他提出的畅想在落实上总有问题。可是，应该看到，在以经验为基础的古时候官僚体制下，张九龄能够做全局、宏观的考虑，对国家的未来提出发展思路，是非常难得的，如果那些精通行政工作的官员能够予以配合的话，唐朝可能不会转向衰乱，而是应该出现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但是，当时以具体、务实的行政能力而著称的“吏治”派代表李林甫因为个人的私欲，处处针对张九龄进行非难。同时，唐玄宗李隆基也觉得张九龄的想法虽然好，但从短期来看不易实施，也就渐渐疏远了他。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不久后因病去世。

　　张玄素：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地方官员

　　武德九年，李世民刚刚做了皇帝，在处理国家政务之余，召见了一位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地方官员——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张玄素。张玄素在隋朝担任景城县户曹，深得百姓爱戴，隋末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攻占景城后本打算将他处死，在几千名百姓的请求下才释放了他。这使他赢得了极高的名望，毫无治国经验的李世民，就想向他请教如何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国家长治久安。

　　张玄素直言不讳，他用隋朝灭亡的例子来分析，认为皇帝不宜对具体的行政事务干预过多，因为以一人的心智不能做到每件事都处理公允。治国就应该“广任贤良，高居深视”，让官员们依法行政，发动百官们的聪明才智，自己去思考一些如何让安定、百姓幸福的原则问题。这一观点被李世民视为座右铭，不仅奉为圭皋，而且还经常讲给大臣。正因为提出了这项治国原则，张玄素先被任命为侍御史，而后又升迁为给事中，成为朝廷的中高级官员。

　　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张玄素不时校正李世民的方向。贞观四年，经济与对外局势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松了一口气的李世民打算修建洛阳的宫殿，准备在后巡游使用。张玄素极力反对，他提出了五条反对的理由，核心观点就是修建宫殿劳民伤财，很容易将几年来凝聚起的民心和简朴的作风葬送。这次，他同样是以隋朝灭亡的教训提出警示，让李世民大为震惊，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就连一向以犯言直谏而著称的魏徵都赞叹：“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

　　他的清醒，他的坚持原则，让李世民对他非常器重。于是先后任命他做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庶子，负责帮助太子处理府中的事务。他在任期间，多次对太子李承乾的行为进行劝谏，可惜李承乾不听告诫，反而对他采取激烈的手段报复。最后李承乾被废，张玄素以其刚正不阿的立场没有被牵连，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以说，张玄素着他的才干与耿直，赢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与青睐。唐太宗对他事迹的留意、对他意见的采纳、对他的破格提拔，给了他施展自己抱负的空间，而他也用自己的表现，回报了唐太宗的知遇之恩。

　　启示：一个对待人才的态度

　　张九龄的一生虽然以失意而收场，但他对唐代的未来所提出的规划，却在后被逐渐实施，而他作为科举入仕而拜相的楷模，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举士子们。而且，唐玄宗罢免他的宰相，是出于考虑而非才能的估量，就在张九龄被罢免后，只要是有人向他推荐宰相和高级官员的人选，他都要问一句：“此人风采能够得上张九龄吗?”可见，无论上的功过如何，张九龄的文才与人格魅力，在唐玄宗的心中是永远无人能够取代的。

　　科举考试给了无数和张九龄同样出身、同样经历的平民以机会，让他们能够成功通过选拔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并将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是各阶层的人被官僚机构所“降伏”，实际上则是他们进入官僚机构后，逐渐改变着这个机构的整体风貌。到了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家，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步入政坛，发挥出自己的实力的。因此，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研究》中认为，官僚在中国古时候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为科举制和两税法这两大杠杆的存在。所以，尽管此时的张九龄政坛失意，但后的科举士子们会一次次将与张九龄类似的诉求与主张再次提出，于是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情怀，有了一代代推进古时候中国向前进步与改革的动力。

　　其实，张九龄也好，张玄素也罢，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也好，被皇帝重视而提拔也罢，这些具体的个例和成功的形式背后，都体现着一种原则，那就是一个对待人才的态度。

　　实际上，唐代历史上还有一些出身于官员子弟而在上大有作为的人才，只不过显得没有张玄素和张九龄这般传奇，所以才容易被人所忽视。应该说，唐代对官员子弟、平民这种一视同仁的公平态度，以及不以出身作为评判标准的原则，才是张玄素和张九龄们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只有将才能作为第一标准，才能让那些正有才能的人享有机会，在他们获得事业成功的同时，也会随之充满活力、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