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朱高炽在继位时就注定是个评价好的皇帝？当时的朝政是什么情况？

　　很多人都不了解朱高炽，接下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欣赏。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册立朱棣的长子朱高炽为燕王世子，朱高炽作为朱棣继承人的身份得以确立。

　　建文四年(1402年)的江上之战中，朱棣望着已是强弩之末的燕军陷入了绝望：“难道帝王之路就要葬送在盛庸、平安之手了吗?”就在燕军即将溃败之际，朱高煦率领的援军终于赶到了战场并击败了盛庸、平安，朱棣的帝王之路绝境逢生。

　　江上之战后，为了给帮助自己反败为胜的朱高煦一点甜头，朱棣意味深长的对朱高煦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朱高炽)多疾。”朱棣的这句话说得是相当高明，因为朱棣可以将其解释为朱高煦有可能会在朱高炽病逝后被册立为世子，而朱高煦也可以将其理解成朱棣暗示自己可以在朱高炽活着的时候取代朱高炽。

　　无论朱棣会如何解释这句话，无论朱高煦会如何理解这句话，至少在永乐二年之前，朱棣并没有更换继承人的打算，因为打着恢复太祖(朱元璋)成法旗号登上帝位的朱棣不可能刚一登基就把朱元璋给自己册立的世子朱高炽废掉。

　　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在朝堂上与文官、武将讨论立太子问题被时人认为是朱棣有意更换继承人的标志，因为朱高炽是朱元璋亲自册立的燕王世子，朱棣登基后朱高炽是理所当然的太子，根本用不着讨论，但是，朱棣登上帝位的是跟随自己的武将、治理天下要那些新归附的文官，在立太子之前，他必须要清楚武将、文官的态度，所以，这次讨论并不意味着朱棣想要更换继承人。

　　如果武将、文官一致同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棣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册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是很可惜，朱棣得到的答案是武将请求册立朱高煦为太子、文官请求册立朱高炽为太子。

　　这种情况下，朱棣必须认考虑一下是选朱高炽为继承人还是选朱高煦为继承人，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大明是继续保持尚武还是转变成崇文。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摸清武将、文官的态度，以便让自己确定继承人的最终人选，朱棣分别召见了武将中的代表人物丘福、王宁等人和文官中的代表人物解缙、黄淮、金忠等人，结果丘福、王宁等人只是明确的表达出了请求册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态度，而解缙则在揣摩出了朱棣想要避免唐代玄武门之变和对朱高炽之子朱瞻基非常喜欢的心理后试图用“好圣孙”和一首打油诗来帮助朱高炽守住太子之位。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解缙

　　单从表面上来看，解缙的“好圣孙”和打油诗成功的打动了朱棣，使得朱棣在此后不久就册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古时候帝王最忌讳的就是臣子能摸清自己的心理，并且朱棣也会因此而担心仁孝的朱高炽驾驭不了以解缙等人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一旦朱高炽驾驭不了文官集团，那么皇权必然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削弱和压制。

　　所以，朱棣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就意味着他有意更换继承人，这其中存在的逻辑就是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就能处理一些常政务——朱高炽处理常政务时难免会犯错——等待朱高炽犯错后，朱棣就能废除朱高炽的太子之位，按照这个逻辑废除朱高炽的太子之位后，朱棣就不用担心有人攻击他违背太祖遗愿。

　　通过朱棣在永乐二年二月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册立朱高煦为汉王后并没有按照规定令朱高煦就藩的情况来看，朱棣确实有等待朱高炽犯错后改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打算，这也正是解缙等人向朱棣密报朱高煦曾说过“我英勇，岂不类秦王世民乎”的话后朱棣依然不让朱高煦就藩的原因。

　　在朱棣有意废除朱高炽、改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情况下，朱高炽于永乐八年、永乐十年、永乐十二年遭遇了三次危机。

　　永乐四年(1406年)，丘福、王宁等靖难武将请求册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消息开始在民间传播，此事被朱高煦描述成解缙为了巩固朱高炽的太子之位而故意在民间制造，结果导致朱棣勃然大怒，由于朱高炽在此事中没有过错，所以朱棣没有以此事为借口向朱高炽发难。

　　可是到了永乐八年，被贬往交趾的解缙居然在回京述职时私自拜见了朱高炽，这被朱棣视为是解缙依仗太子轻视自己，结果导致解缙被下狱，太子属官王汝玉、李贯、萧引高等五人被处死，太子朱高炽的势力遭到重创。

　　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结束第一次北征回到南京，由于没有收到锦衣卫有关太子所犯过错的密报，所以朱棣只是向文官杨士奇、耿通等人询问了太子监国期间的表现，杨士奇、耿通等人明显清楚朱棣有意等待朱高炽犯错后更换继承人，于是耿通给了朱棣“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的回答。

　　永乐十年，朱高煦密报耿通、杨士奇等人与太子结，联系到之前耿通、杨士奇曾多次为太子开脱的情况朱棣认为朱高煦的密报是实情，所以就将耿通凌迟处死、将支持太子的杨士奇等人下狱，朝中支持太子的势力遭到重创。

　　永乐十二年，朱棣第二次北征凯旋，按照惯例，朱高炽应该提前安排使臣在边境迎驾，可是朱高炽安排的使臣金忠竟然延迟至朱棣距离北平只有两路程时才迎驾，这对于朱高炽来说绝对是致命的错误，因为朱棣完全可以以此指责朱高炽目无君上、不忠不孝，然后再废除朱高炽的太子之位。

　　对此，杨士奇等文官也非常清楚，所以在朱棣问罪时，杨士奇等人皆言：“殿下孝敬诚至，凡所稽违，皆臣等之罪”。

　　至此，朱棣终于明白太子之位只能是朱高炽的，因为通过杨士奇等人在明知迎驾延误是死罪的情况下还能为了保住朱高炽的太子之位而主动站出来认罪可知，杨士奇等人为了保住朱高炽的太子之位是不惜舍弃自己的性命的，如果此时自己还要坚持改立朱高煦为太子，那么接下来被舍弃性命的可能就是朱高煦了。所以，朱棣只是将杨士奇等人关进了，并没有处决他们。

　　永乐十四年，朱棣在收到了文官对朱高煦“私募勇士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的密报后，为了保护朱高煦而强令朱高煦就藩，朱高煦这个对朱高炽太子之位最大的威胁消失。

　　永乐十八年，唐赛儿在山东爆发，朱棣意识到北征、下西洋、平定交趾、编纂《永乐大典》已经使大明的国力损耗非常严重，自己的继承人在登基后必须以休养生息来使大明恢复国力，所以，由文官集团支持的朱高炽就是最佳的人选。

　　为了给朱高炽登基后进行休养生息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朱棣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接连三次发动北征，为了便于朱高炽驾驭文官集团，朱棣每次北征凯旋后都会找借口将一些支持朱高炽的朝臣和朱高炽的属官关进。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朱高炽继位，改明年为洪熙元年，之前被朱棣关进的朝臣和属官全部被释放并得到重用。

　　可以说，朱高炽是一个在继位那一刻就注定了历史上会有着极高评价的皇帝，因为文官集团在付出了解缙和耿通等人被处死、多人被朱棣关进的代价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换来一位平庸的皇帝，即使朱高炽像刘贺那样或者是违背文官集团的意愿行事，那他也不可能像刘贺那样做个昌邑王，他只可能在继位几个月后突然暴毙，然后文官集团一样会在历史上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因为朱高炽在历史上评价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文官集团地位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