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盛行跪拜的背后，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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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时跪拜礼最为盛行，庙堂也好江湖也罢，跪拜之俗不分老女皆必须遵从，古老的礼已经带上了表示臣服甚至含侮辱的意味，举个例子：乾隆十三年(1748年)，73岁的吏部尚书署理直隶河道总督刘于义在养心殿面见皇帝奏事，按理这年纪赐个座也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乾隆并没有赐座，刘于义就那么在地上跪了许久许久，年纪大了人病痛多，自然经不住久跪，别说跪，就是蹲久了站起来也会一阵眩晕，等到刘于义终于把事情讲完并且得到了乾隆允许站起来，他已经无法维持平衡了，直挺挺扑倒在地，当场去世，给乾隆也造成了惊吓。

　　哪怕是出现了这样极端的例子，跪拜在清朝依然没有任何要减轻强度的迹象，臣子对皇帝的跪拜，平民对官员的跪拜，为人奴仆者对主子的跪拜，使得整个清代朝野间充满了压抑而束缚的气息，跪拜礼犹如一道逃不过去的重压，除了皇帝太后等少数人外大家都得习跪拜功。

　　其实在清朝之前，跪拜礼是没有如此被极度强化，不得不为的。和礼仪一样，跪拜也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它逐渐成为君主高度集权体制下区分地位尊卑、强调等级之分乃至维护治权威与封建秩序稳定的工具，与先秦直至秦汉时“平等礼仪”的作用已经大不相同。

　　人的性活动使礼仪成为了一种必需，在原始贫富差距还没出现时，礼仪自然也不成熟，直到生产方式进步使财富出现富余，阶级开始形成，最早“跪拜礼”也随之出现了。那时候没有凳椅，人们都是“席地而坐”，这里的“坐”其实和现代称的跪很相似。

　　膝盖着地，臀部置于脚后跟上，脚掌朝外朝后，这样身体的压力便多数集中在腿部，尝试过后便知道长期坚持还是相当痛苦。如果主人和宾客对坐，要行礼表示致谢尊重，只需直起上半身，将坐转为明显的跪，然后俯身行礼，这样的礼较方便也充分满足了人的交际需求。

　　“拜”这个字的本义就是恭敬的礼节，拱手弯腰、屈膝顿首、及地磕头，都是拜，早期的跪拜在对天地神明、祖先的祭祀中更常见，而随着奴隶制等级趋森严，跪拜礼也更加规范繁杂，作用转为了贵族礼仪，周天子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往下便是诸侯、大夫、士，与周朝封邦建国、宗法制伴随的是礼仪之大成。

　　《周礼》中跪拜礼被细分为9种：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这不仅反映了贵族礼仪的规范化，更反映了周朝等级制度下为稳固治针对人们生活制定行为准则的现象，所谓奇拜便是一拜，也可理解为少拜，相对的褒拜则指多拜，可见当时跪拜的分类之细。

　　孔子主张的“克己复礼”实际上是一种恢复稳定秩序的理想，只不过礼崩乐坏后再想复古很难，周礼随着时间推移也在继承基础上出现了变化，譬如跪拜礼便随着封建等级加强逐渐由平等礼仪转为了等级高低的标志，所谓“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

　　秦昭襄王见范雎时，曾为了求策从跪坐变为上半身伸直长跪;汉文帝听贾谊谈话，听到入迷初不自觉在席子上膝行近他，贾谊对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如果换到清朝时期，这场景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可见秦汉是跪拜礼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要知道先秦时代君主对臣子行“拜礼”很寻常，体现了封建君主集权尚未强化，而随着椅子出现，大家都席地而坐的岁月一去不复返，跪拜礼本身也就有了一方高一方低的区别，从外在看是明显的不平等行为。

　　至少从唐始椅凳便相当普及，但跪拜礼的尊卑意味并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被高度强化展现，譬如《宋史》中就有提及，即使是皇帝出巡，百姓也是可以不用跪得乌泱泱只见人头不见脸，而是可“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换句话说就是热热闹闹围观。

　　当然，如果是重大严肃的郊庙大礼便特别一些。据近代学者考据，唐朝时皇帝坐，臣子也可坐，到宋代便是皇帝坐大臣站立，再往后到了元朝时，“乃跪，后世从之”，明清时君主集权强化让跪拜礼的尊卑等级意味大大增加，尊君卑臣是常态，从朱元璋到乾隆时皆是如此。

　　至此原本平等的古礼彻底畸形，清朝时的跪拜细分主要针对行礼对象的身份高低，如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最高级别的三跪九叩在臣民见皇帝皇太后时便可见，《啸亭杂录·内务府定制》中有记载：“福晋父率阖族谢恩，行三跪九叩礼。”

　　正是因为清朝跪拜礼已经将人完全等级化，与自由平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更束缚了民众思想，才会废除跪拜制度，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传礼仪的演变是与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如果人的思想依然被封建残余治，在拜神拜祖外继续使用磕头跪拜，实属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