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呢？

　　《史记》堪称千古杰作，它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的历史巨著，是传记文学的典范，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往下看。

　　当我们拿起司马迁的著作时，虽然隔着千年时光，太史公的文字，依然裹挟着热气腾腾的气息，还原着惊心动魄的镜头，将我们带入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现场。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司马迁的生平，感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的千古魅力。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博学多识，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从小读了不少书籍，包括《尚书》《国语》《左传》等文，十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到了长安，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司马迁在长安师从著名经学孔安国、董仲舒，研习古文《尚书》和《春秋》。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活。他到过浙江会稽，在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到过长沙，往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考察了孔子这位儒学创造者的讲学遗址;到过丰沛，听沛县父老讲述高皇帝刘邦起兵的壮举……这些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并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为后来写作《史记》积累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做好了充分的知识准备。

　　壮游使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武帝对这个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非常欣赏，命他为郎中，让他奉旨出使巴蜀，到达了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读万卷书，行路，使司马迁的知识更加渊博深厚。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令却未能从行，抑郁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如今大汉兴盛，海内一，上有英主，下有忠臣。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以了却我的心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室所收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他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写一部载述古今和人物事迹的皇皇巨著。

　　就在他着手写作不久，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结果全军溃败，几乎覆没，主帅李广利侥幸逃生。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八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尽管李陵的箭术高超，士兵也拼死搏，一连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众寡悬殊，匈奴兵越聚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加之没有援军，最后只有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俘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野。汉武帝将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抓进了，并且召集大臣议定李陵降敌之罪。大臣们都谴责李陵贪生怕死、投降匈奴的可耻行为。

　　司马迁了解皇帝对李陵的降敌耿耿于怀，觉得丢了朝廷的脸面，他认为这时候一味指责李陵既失公允，也不会使皇帝得到宽慰，作为一个正直的大臣，应该讲话，或许还能使皇帝得到一丝安慰。于是他说：“李陵率兵不满五千，却深入敌人腹地，与几万敌人搏。虽然吃了败仗，可是死的敌人牺牲的汉军将士多，功过两抵，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或许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兄弟)，当即就将司马迁下了大狱，交给廷尉审问，最后被判处“腐刑”(即阉割器)。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狱中。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辱没祖先的事，他整惶恐悚惧，如芒在背。他痛苦地思前想后：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已成刑余之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他几乎想。但一想到父亲的临终嘱托，自己还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身心备受摧残、含幽垢的司马迁暗暗告诫自己：人都免不了一死，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别。古圣先贤给了他无穷的榜样的力量。他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韩非等前代贤哲，都是在困厄之中发愤著书，成就他们的美德大业的。这些先贤的著作，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史记》这部史书写好呢?

　　司马迁决心以残疾之身完成父亲的遗命，著就《史记》这部传世之作。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年)，他终于出狱。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的职责是掌管传宣诏命，通常由宦官担任，但由于接近皇帝，所以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尊显的职务。司马迁却为自己担任这个一直由宦官担任的职务而羞愧。但皇命如天，他也莫可奈何。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含幽垢地活着，目的是要著成一部能够“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伟大著作。有了这一伟大目标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从此他埋首发愤著述。

　　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按照“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加以编写。经过多年的发愤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著——《太史公书》(即《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时候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农民的领袖陈胜、吴广赋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将楚汉相争中失败了的项羽写进帝王的传记——本纪中。在《史记》的引文中，他还把古时候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较浅近的文字。《史记》的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盛誉。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时候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是当之无愧的。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司马迁是少有的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无粉饰，不隐讳。即使是对当今皇帝汉武帝的功过，也敢于“秉笔实录”，既对汉武帝的历史功勋赋予适当的肯定，但更多是对他任用酷吏，施行残暴治予以无情的讽刺和鞭挞。

　　由于司马迁对最高治者的过错也敢直书无碍，以至后世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但也毋庸讳言，司马迁在人物传记中往往表现着他对现实的看法，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例如，他在《管晏列传》中评赞晏子时，意味深长地写了这段话：“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是很有影射意味的。晏子侍奉过齐国三世国君即灵公、庄公、景公，这三世国君都并不贤明，但晏子却能以其谏说，犯君之颜，不仅无刀锯之祸，反而权位显，声名隆。

　　相之下，自己仅进一忠言而成刑余之人。这就深刻揭露了自诩为圣明之君，功高月，在泰山封禅勒铭的汉武帝的残暴不仁，将汉武帝贬斥得连晏子所侍奉过的灵、庄、景三代国君也不如了。作者追慕晏子，正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不公的强烈和对现实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管晏列传》的言外之意还在于：管仲与齐桓公有一箭之仇，而桓公用之为相;而自己仅一言之谏，则遭腐刑之辱。之所以如此，是不遇明主、不遭其时啊!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都充分说明，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的观点，并不单单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由自身的不平遭遇感发而来。从一定的角度讲，司马迁若无因李陵事件“幽囚受辱”的生活挫折，那么，被鲁迅先生推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的《史记》，无论其史学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可能逊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