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为什么要推行战争蠲免？有什么益处？

　　战争蠲免，即对战场所在地区或者战争之需的邻近省区进行租税、罚款等免除。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康熙皇帝三次东巡，宣布免奉天当年米豆。次年正月，康熙皇帝在南巡中目睹沿途民生已不上十年以前，认为是地方官吏恤养不力所致，因而令“截留漕粮，宽免积欠”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康熙皇帝四次南巡，宣布蠲免跸路所经及兼收各属去年逋赋。同年十月，康熙皇帝西巡，下令免除山西、陕西、甘肃的逋赋。大体说来，巡幸蠲免涉及的范围较小，基本上限于康熙皇帝到过的地方;次数相对也少，有时纯粹是主观意志的结果。

　　推行战争蠲免

　　康煕朝有影响的战争是从三藩之乱开始的，因而战争蠲免也主要是从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推行。但是，就在三藩之乱期间，康熙皇帝为了争取三藩控制区人民的拥护，已开始战争蠲免。康熙十六年二月，康熙皇帝下令免除福建当年和赋。不久，邻近三藩盘踞地的省份也先后接到了蠲免欠钱粮的诏书。只有江西，康熙皇帝怒其“从逆”，“所在背叛，忠义全无”，“以致寇氛益炽，兵力多分，迟延平定之期”，直到康熙十八年，二月才下达蠲免令:“其(康熙)十六年以前旧欠钱粮，着尽行蠲免”。

　　显然，这对安抚百姓、扰乱叛军兵心有很大作用;为尽快消灭敌人莫定了基础。三藩之乱平定以后，为了减轻战争波及地区人民的痛苦，稳定秩序，康熙皇帝又不失时机地蠲免当地钱粮。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康熙皇帝指出:湖广、湖南、福建、四川贵州地方，“昔年为贼窃据，民遭苦累。今虽获有宁宇更直培养，以厚民生，”下令将四川贵州两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俱着蠲免”，二十五年未完钱粮“亦着悉与豁除”;湖广、湖南、福建三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项钱粮，以及二十五年未完钱粮，“尽行豁免”。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八年十月下沼，免其康熙二十ー年至二十三年民间欠钱粮。

　　康熙二十六年，康熙皇帝以陕西百姓于“用兵之际，转输馈饷”，令免其当年未完钱报及次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此后，战场转到西北，清军与以噶尔丹为首的势力进行斗争。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首次亲征噶尔丹取得了昭莫多战役的胜利。战后，康熙皇帝以数年来宣化所属地方“牧养军马，供亿甚繁，深劳民力”，下令免其明年额赋;这年十二月，康熙皇帝又宣布，陕西、甘肃两省的沿边州、县、卫、所在朝廷大军讨伐噶尔丹的中“供亿繁多，间阎劳苦”，免其明年地丁银米。次年二月，康熙皇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下令免除大军经过的岢岚、保德、河曲等州县的当年额赋;十月，又以山西在几年的征伐战争中有“行赉居送之劳”，免其来年额赋。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康熙皇帝下令，免除山西去年逋赋。大规模普遍蠲免，在平定三藩之后着手进行。康熙二十年九月，康熙皇帝对大学士等说:“自用兵以来，百姓烦苦。朕以前常说，等天下太平时即宽免钱粮。如今三藩已经珍灭，你照们就与户部一起把天下钱粮出纳总数计出来，奏报给朕。”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期间，了解到民间疾苦，“深为轸念”。由经过地方情形，他推知省份也不会有多大差异。三月，回京后，他指示大学士等与户部讨论免直隶各省第二年的钱粮事宜。

　　大臣们经过讨论，汇报说:各省在同一年蠲免，恐怕会造成国家财政拮据，因而请求轮流蠲免。康熙皇帝表示同意，寻令先免直隶全省八府去年未完地丁钱粮六十余万及当年额赋三分之一约五十余万，二者相加，计一百一十万两。以后康熙皇帝又先后免河南、湖北、直隶、江南、山东、湖南、福建、四川、贵州、陕西等省。轮流免进展迅速，三年之内，“布惠一周”。此例一出，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姆免。

　　赈济灾荒

　　康熙三十年十月，康熙皇帝提出来年尽根，令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认为，尽漕粮，势必要使漕船停运，这样就使搭乘漕船的物资也不能往来交流，造成“百货价值亦将腾贵”的副作用。因而大臣们建议，将漕粮照省分府，逐年轮流蠲免。康煕皇帝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表示同意大臣们的意见，下令除河南第二年漕粮已颁渝免征以外，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各省，着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康熙三十二年八月，康熙皇帝下令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边地四省第二年应征地丁银米。至康熙四十五年，康熙皇帝又于五月、十月分两批蠲免全国各省四十三年以前欠，共银三百八十九万余两，粮十一万一千八百余石。

　　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康熙皇帝以江南、浙江灾，令免康熙四十七年两省通省人丁征银共六十九万七千余两，免征同年江苏、浙江、安徽重灾州县田亩银三百九十三万余两，粮四十八万八千石。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康皇帝再次作出重大决定，令从康熙五十年起，三年之内分批普免天下钱粮。土式皇民康煕前期、中期对天下钱粮的蠲免，次数多，总量大。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据有关官员计，自康熙元年以来所免天下钱粮数目，共计九千万两有奇，而康熙四十二年以来的三年间竟达ー千六百余万两。到了康熙四十八年十ー月，有关官员又一次作出计，得出康熙元年以来所免钱粮共一亿两有余。数额之大，亘古未见!赈济灾荒，也就是用财物来救济发生灾荒地区的百姓。

　　如果说蠲免灾荒是减免对百姓的征取的话，那么赈济灾荒则是对灾民的直接给予，两者都是为了帮助灾民战胜灾荒，维持生产和生活。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对于赈济灾荒一直非常重视。在赈济灾荒的实践中，他也留下了不少美谈佳话。康熙皇帝要求地方官们要及时报告灾荒。他指出:“救荒之道，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则流离死伤者必多。虽有赈贷，亦无济矣。”因此，对于地方督抚，康熙皇帝要求他们遇灾即报，以便赈济。他不止一次地告诚各地督抚:“地方遭受了灾荒，应该立即题报，使朕得以预筹救赈之策。”他还专门作出规定:凡报灾迟延者都要加以惩罚。

　　例如，康熙三十六年甘肃自西和至陇西等州县皆遭受严重灾害，农业歉收，百姓流离失所。作为甘肃巡抚的喀拜对此无动于衷，无视朝廷多次发布的报灾令“竟不题报”。这年七月，康熙皇帝巡行塞外，得知当地灾情严重，非常气愤，立即下令办赈，并将甘肃巡抚喀拜史部议处，而后又下令将喀拜革职。康熙四十八年八月，安徽巡抚刘光美报凤阳府受灾，已与督臣邵穆布开始救恤。康煕皇帝接报后，突然想起当年上江州县春灾，刘光美隐匿不报;百姓疾病者甚多，刘光美亦匿不奏闻，下令将其交有关方面察议。

　　九月，交部提出刘光美应照溺职例革职。康熙皇帝决定，刘光美降五级调用，调四川巡抚叶九思补安徽巡抚员缺。提倡迅速报灾。目的是及时赈济。为此，康熙皇帝主张简化报灾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康熙皇帝对照大学士等说:“各省遭受灾荒的地方，按例先由当地巡抚先行奏闻，等户部讨论之后才开始检査受灾程度，决定蠲免和赈济事宜。如果说直隶、山东这些近京师的地方还能来得及蠲赈的话，那么那些边远省份经此往返奏请，时间就拖得长了，虽议蠲赈，为时已晚。

　　因此，以后凡是受灾应奏报的，地方巡抚要把受灾的程度检查好也同时报来，户部把蠲赈的例、额数也一起讨论，听朕裁决。有时，情况紧急，地方官还没等到中央的指示，就先动用正项钱粮加以赈济。按理，这是不合制度的，应受到处罚。但是，康熙皇帝却没有这样做。例如，康熙十二年，甘肃现昌府所属部分州县遭瘟疫，牛马病死的很多。春耕在即，急需牲畜，请旨赈灾蠲免已来不及了。甘肃巡抚花急百姓之所急，冒着违制受罚的风险，从该省上年征解银内拨款发给老百姓耕牛，从积贮屯粮中拨给籽种。

　　四月，花奏报到达京师。户部官员经过讨论，认为民间牛、驴等死亡没有动用正项钱粮买补的先例，至于动用正项钱粮，按制必须先行题请，而花却任意违例。因此，户部提出，处罚巡抚花以及当地的布政使、道员、知府等有关官员，令赔补擅动银谷。康熙皇帝没有同意户部的建议，说:“银谷既然已经下发给百姓，当地的有关官员就不要补，也不要治罪了。”从康熙皇帝的处理中，我们发现，他是支持花等人的，而且他也没有下不为例的指示，可见在赈济灾荒问题上康熙皇帝是允许地方官有主动权的。

　　受灾严重积极赈灾

　　康熙皇帝对匿灾不报者和主动赈灾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使他们对赈灾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因而，康熙年间的赈灾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康熙初年，黄河、淮河屡次决口，河水泛滥，准、扬一带受灾严重。准安府所属安东(今江苏省涟水县)海州(今江苏省灌云县)等九州县，扬州府所属高邮、兴化等四州县，水患频仍，康熙八年夏秋又罹雨。第二年二月，康熙皇帝令户部“檄行督抚，即发仓粟，赈济饥民”。但是，屋漏偏遭连阴兩，淮、扬的老百姓还未从雨灾中恢复过来，新的灾害又接踵而至。五月下，淮、黄暴涨，湖水泛滥，老百姓的房屋、土地尽被淹没，百里准、扬顿成一片泽国，江南江西总督麻勒吉上疏要求亟行赈济。

　　但淮、扬所存积谷已为上年赈济用掉，麻勒吉题请暂正项钱粮，俟劝输捐纳补还正项。户部经过讨论，以正项钱粮不便动支为由否定了麻勒吉的请求，提出应将凤阳仓存贮及捐输扣存各项银米，交贤能官员散赈，如有不足，则劝渝通省大小官员捐输俸饷。康熙皇帝心急如焚，下令说:“淮、扬百姓连被水灾，深可悯念。着差部院廉能大臣一员，作速前往踏看。果系被灾已甚，无以为生，即会同督抚一面将正项钱粮动用赈济。若系次灾，即照部议，将各项粮米赈济，务使民沾实惠，以副朕轸灾恤民至意。”

　　十月，康熙皇帝想到当地老百姓室庐多被淹没、夏麦未收、秋播难施的凄惨状况，指出:被灾之民既无耕获，为什么输粮?如果官府再加催科，老百姓就更难以为继了。他令户部等有关部门讨论蠲免该地当年应征钱粮。事后，康熙皇帝仍悬念不已。康熙十年三月，差往江南郎中禅塔海奏事来京，康熙皇帝又关切地询问起淮扬的情况。禅塔海汇报说:淮、扬等处地方，水患未消，人民饥馑流移，前虽行赈济，今仍无以糊口，困穷至极。康熙皇帝听了汇报，“深切悯恻”，谕户部说:“民为邦本，如斯困苦，岂可不速行拯救?今应即行差官前往赈济，或就近截留漕米，或动支何项银两、米给散饥民。”

　　四月，户部建议发银六万两赈济淮、扬。康皇帝认为老百姓当前最缺乏的是米谷，给予银子没有用，遂令截留漕廉粮六万石及各仓米四万石，遣侍郎田逢吉与贤能司官二人，会同当地督抚主持赈济。关于具体的赈济细节，山东道御史徐越建议说: “臣以为当前赈济，应在各府、州、县分设米厂。多设米厂，可使饥民避免奔赴、守候、拥挤等若。然后按人头发米，大体上每人每天给米一升，三一放，则一石米可以养活一人于百，万石米可以养活万人于百。这样，即使那里有灾民十万，也只需要十万石米。臣请求将部差的贤能司官每府派一员，令其与地方官一起，亲自经办赈济事宜，至麦收后停止。”康熙皇帝很欣赏这个办法，令田逢吉等人“速如议行”。

　　此后，淮、扬仍不断罹灾，康熙皇帝也不断加以赈济，同时大力治理黄河和准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师发生严重地震，并波及附近通州、河等州县，房倒屋塌，旗民人等死伤甚众。当时，平定三藩之役正在进行，灾害牵动着前线每一位八旗官兵的心。康熙皇帝极为重视，下诏求言，并大力赈济。户部、工部提出救济方案:倒塌房屋无力修复者，每间房屋旗人给银四两，民人二两;死亡人口不能收殓者，每名给银二两。康熙皇帝嫌少，令拨内帑银十万两，酌量给发。另外，康熙皇帝还令赈济通州、三河等近京州县的灾民。

　　由于灾荒，饥民们不少流浪到了京城。到了冬天，天寒地冻，食不果腹，饥民们的处境更为凄惨。于是，康熙皇帝下令在五城设厂赈粥。至次年三月，巡视中城御史洪之杰上疏，称饥民自去年冬天流集京师，因五城赈粥，都已存活下来;赈济的限期一宽再宽，到二月底为止，如今期限已到，臣请求将赈济未完的银米酌给饥民，令其回乡。但是，康熙皇帝认为:“如今不是麦惠收季节，如果把这些饥民现在遣返回乡，他们仍然会衣食无着，流离失所，不能正解决问题。”他下令在五城关厢外添设赈粥厂，再行赈粥两月，等麦子成熟的时候听其各回乡里。

　　到六月康皇帝“命五城粥厂再展限三月”，并“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对直隶各州县卫所的赈济，也因“春麦已枯”，展延至秋收。从此，每年冬天自十月开始在五城设立粥厂，煮粥赈灾，成为定例。康熙皇帝经常关照增加银米，宽展期限，增设粥斤，修理五城栖流所诸事。康熙二十八年，直隶旱灾，粮谷无收。康熙皇帝先后下令拨户部库银三十五万两，赈济灾民。对八旗护军兵丁特别优待，多给一倍钱粮。

　　结语

　　不能赡养的庄人口共二万二千四百十八人，每人给米一石，寡妇、退甲护军、拨什库及无马甲只给一两钱粮者，其家口庄电人口共六万三千七百一十九人，每人亦给米一石。次年正月，康熙皇帝考虑春耕在即又令给受灾州县卫所的贫民百姓及八旗电庄人口资助牛、种，以便及时春播，不违农时。对这次赈济执行的情况，康熙皇帝放心不下，特地派遣侍郎索诺和、阿山、席珠、齐穑、李振裕、李光地、王维珍、徐廷玺等人分四路去检查。当他听说“赈过饥民万万，均荷天恩”时，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