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后,梁朝文学为什么会在江陵地区短暂复兴?

  侯景之乱后,南朝梁文学在江陵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复兴。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江陵政权始于承圣元年(552),终于承圣三年(554)。在此三年内,梁朝处于侯景之乱后的短暂和平期。在萧绎的号召下,江陵聚集了大量的文人精英。他们在此处校订典籍,举行了诗歌演唱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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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江左文人集团的重组

  梁太清六年(552)三月,萧绎领荆州军平定侯景之乱;十一月,萧绎据江陵正式称帝,改元承圣。江陵政权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江陵一直是南朝重镇。西晋末,中原世族南迁,部分世族侨居于江陵。梁朝时期,江陵士族已成为江左士族的中坚力量,如南阳宗氏、南阳庾氏。

  另外,江陵历来为荆州治所,南朝历代的荆州刺史大多是皇室宗族,他们当中有很多喜欢文学的人,他们的经营为江陵打下了一定的文学根基。萧绎镇守江陵时,亦积极接引文学之士,遂成著名的“西府文人集团”。萧绎能在江陵召集众多人才,一方面凭借的就是其文名远播,另一方面,则是凭其戡乱之功。

  相同时期的势力,如益州萧纪、雍州萧詧等,都在侯景围困建康时拥兵坐观,而萧绎却带领以王僧辩为首的荆州军剿灭侯景,自然树立了很大的威望。加之其镇守荆州多年,“拥全楚之资”,颇具实力,所以,萧绎建立的江陵政权颇具号召力。侯景之乱后,很多文人纷纷投奔至江陵,一时间,江陵汇聚了梁末众多的文学精英。

  投奔江陵的文人中,有萧绎主动接引者,如王褒;有王僧辩为其招募者,如沈炯;有自发西上者,如姚察父子。王褒是南朝高门琅琊王氏的后裔,萧绎欲待之以不次之位。可见琅琊王氏门第之高、文才之盛。

  侯景之乱时,王氏家族遭受重创,王褒以家族及自身文名西赴江陵,对元帝而言具有相当强的文化号召力,于其自身而言亦是家族文化的延续。王僧则辩在平定战乱的过程中,曾为元帝招揽到不少人才。如萧大圜,是侯景之乱后鲜少幸存的萧氏子孙之一,王僧辩对其招募,带有巩固元帝势力的意图。

  大圜至江陵后,元帝令大圜告知其兄汝南王大封等前来拜谒,即可知元帝意在控制这些威胁其皇位的子侄。另如庾肩吾、庾信、姚察父子、颜晃等,皆为侯景之乱后自发投奔江陵政权者。《陈书·姚察传》载:“元帝于荆州即位,(察)父随朝士例往赴西台,元帝授察原乡令。”以其“例”字可见,当时投奔江陵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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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文人们本身就脆弱不堪,亟需求一个安稳之地投。尤其是一些高门大族之后,他们肩负家学传承之任,更加渴望新政权能重新走上治世乃至盛世之路。

  江陵政权灭亡后,这些文人或入北,或入陈。庾信、王褒入北周后为宇文氏礼遇,阴铿、徐陵入陈后亦为重要文人。可见,在建康文学遭受重创后,此时期聚集江陵的文人,是多么优秀和重要。

  二、典籍校订中“四部”名称的标目

  萧绎在江陵即帝位之后,欲定都于此,遂命王僧辩将建康留存的书籍运至江陵,并敕学者、文人进行整理、校雠。梁朝很多典籍都保存于台城宫殿内。侯景之乱时,建康城“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很多宫殿被烧毁,幸有部分保存良好,文德殿就是其中之一。王僧辩运往江陵的典籍就多为文德殿所存。

  文德殿为梁朝校订典籍、讨论文学的机构,兼具学术和文学功能,在武帝天监年间与萧纲入主东宫两个时期最为繁荣。入文德殿者,一为在此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一为受武帝宴请参与论诗作文等活动的人。此二者中,既有博学多识的儒生,亦有才华横溢的文人。

  武帝天监时期,王僧儒、张率、袁峻、丘迟、到沆、庾于陵、许懋等人皆入直文德省,校订坟史,撰录典籍。而若王训、萧子恪、贺琛、王规、沈众、张讥者,皆曾被召入文德殿,奉诏赋诗作文。《隋书·经籍志》录有《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和《文德殿目录》,皆为在此地的文人学者整理校雠之果。

  文德殿书目的整理校雠,为梁朝汇集了大量珍贵典籍,是南朝自刘宋以来图书业的一大盛况。武帝“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梁朝公私典籍之盛为前三朝所不及。萧绎作为武帝之子,特著《金楼子》记其聚书之好,又在即位后特令王僧辩将书运往江陵,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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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帝召集群臣赋诗的宫殿中,包括文德殿、华光殿、寿光殿等,其中属文德殿所聚次数最多。其中原因,当是文人集体作诗好用典隶事以炫文技,不免有竞争之意。文德省作为当时最大的聚书机构,不仅为武帝所喜,亦为文人所爱,因而成为武帝时文人的常聚之所。文德殿论诗作文之风亦延伸至萧纲入主东宫时。

  时萧纲“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其中,张长公即为武帝时入直文德省的张率之子。文德省的存在,既承担了聚书的职能,又为文人论诗唱和提供了辅助作用,可为当时一文化标杆之所在。侯景之乱后,文德殿的典籍悉归江陵,自然会引起很多文人的重视,包括萧绎在内。

  对萧绎个人而言,这既是为了个人之喜好,亦是巩固江陵政权的方式。对侯景之乱后四散各地的文人来说,这些典籍具有极大的文化向心力。《陈书·周弘正传》载:“及侯景平,僧辩启送秘书图籍,敕弘正雠校。”可知,元帝组织了学人对王僧辩运来的典籍进行了整理雠校。以颜之推所记,参与校书者共十六人。

  以经、史、子、集四部分为组,每组四人。在现存史书中,有明确姓名记载者共十人:周弘正、王褒、殷不害、王孝纪、徐报、庾信、周确。其中,周弘正为经部领校人,王褒为史部领校人,殷不害为子部领校人,庾信为籍部领校人。

  此次校书是元帝组织江陵文士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校书活动,其意义在于:明确了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名称。古书典籍的目录分类始自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编《七略》,因其中《辑略》为总序,所以实际上是将书籍分为六类。后来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延续了刘氏父子的分类法。

  西晋时期,荀勖作《晋中经簿》,首次将书籍按六艺小学、诸子百家、史传记录、诗赋作品四部进行分类,并以甲、乙、丙、丁四字进行标目。东晋李充撰《晋元帝书目》,沿用了荀勖的四部分类,并以甲、乙、丙、丁进行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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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是,李充将荀勖的四部分类顺序调整为:六艺小学、史传记录、诸子百家、诗赋作品,近似后世的经、史、子、集之顺序。南北朝时期,南齐王俭撰《七志》,梁朝阮孝绪撰《七录》,二者都延续了两汉时期的分类方法。

  又有刘宋时期,谢灵运编的《四部目录》;南齐时期,王亮、谢栔编《四部书目》;梁朝时期,任昉、殷钧编《四部目录》,又名《文德殿目录》,刘孝标编《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刘杳编《古今四部书目》。可知,书籍分类自两汉至魏晋,是由“七分”(实际为六分)转变为“四分”,至南北朝,则“七分”与“四分”并存。

  直至《隋书·经籍志》,将书籍按经、史、子、集顺序分类,正式确定了四部分类顺序和四部名称。在“七分”与“四分”并存的南北朝,江陵文士选择后者进行整理校勘,可以间接看出其萧绎的四部分类观念。萧绎在其《金楼子·著书》中,将所得图书分列目录,按甲、乙、丙、丁分类,四类顺序亦近似经、史、子、集之序。

  另外,在《隋书·经籍志》之前,四部分类顺序虽逐渐近经、史、子、集之序,但鲜少见到“经史子集”的明确标目,唯有颜之推记载的此次江陵校书,明确出现了书籍四部的名称——经、史、子、集。此次校书,可以说是现存文献记载中首次出现四部分类“经史子集”的名称。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三、诗歌唱和中宫体诗风的复苏

  侯景之乱虽然导致了以萧纲为中心的宫体文人群溃散,但江陵政权集聚了荆、扬两地的文学精英,他们在萧绎的领导下,偶尔有举行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只是这些活动因战火记载甚少。在现有的史料中,仅可略窥一二。

  《陈书·徐俭传》载:“侯景乱,(徐)陵使魏未反,俭时年二十一,携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闻其名,召为尚书金部郎中。尝侍宴赋诗,元帝叹赏曰:‘徐氏之子,复有文矣。’”徐俭,即上述参与子部校书之徐报,为徐陵长子,“幼而修立,勤学有志”,颇有徐陵之风。以上文记载看,徐俭曾做过一首侍宴诗,只是如今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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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俭与其父相同,也曾出使北地,庾信曾作《徐报使来止一相见诗》曰:“一面还千里,相思那得论。更寻终不见,无异桃花源。”可知,徐俭出使北方时曾看望过庾信。从庾信给徐俭所赠诗可以想见,徐俭应是承其父之学于作诗的,否则庾信也不会以诗相赠。

  另北周滕王宇文逌曾提及庾信在江陵的作品集:“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可知,在萧绎领导的江陵政权中,不仅有帝王组织的宫廷宴会赋诗,文人私下亦有不少的诗歌创作。另一处集中性的文学活动当属元帝等众人作《燕歌行》了。

  此次诗歌唱和活动,原作者为王褒,元帝及庾信等人皆为和作,众人作品合为《燕歌行集》,今所见“三数篇”,正是元帝、王褒、庾信的三首诗歌。萧、王二诗皆承袭魏文帝《燕歌行》之“行役不归,夫人怨旷无所诉”,风格偏于婉丽。

  元帝之作纯写少妇闺怨,流于哀婉,王褒之作分述征人思妇,首尾皆以思妇情思为主,风格较元帝之诗更为明丽。二位诗人都是生活在宫墙之内的贵族,对外界的接触也鲜少能正领略塞北寒苦,一点了解多是来自于史书中的描述,因而所谓“妙尽关塞寒苦之状”未必属实。

  相而言,庾信之作在艺术上要胜过元帝和王褒。如:“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诗歌前半部分写将军征战之久,行人戎役之苦,悲凉慷慨,顿挫激昂,其中写景状物甚是辽阔苍茫。后半部分又回到昔宫体旧调,写思妇离情之深,空床守之难,风格绮丽轻冶。

  最后四句转而表达了作者求仙问药的畅想。江陵政权建立时,既要面临萧氏皇族内部争斗,又要提防北部西魏的虎视眈眈。在人人自危之时,诗歌结尾却宣扬了这种思想,与当时的时代背景颇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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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矛盾的现象是特殊的时代环境对诗人人格造成的影响:侯景之乱发生后,庾信投奔萧绎,并对江陵政权寄予热切希望。然萧绎生性多疑,对部下甚为猜忌,以致君臣离心。他甚至起用侯景余,继续攻威胁其政权的皇室亲族,此为内忧。而东、西魏虎视眈眈的环伺,对于战后国力弱小的江陵一隅而言是极大的危机,此为外患。

  诗人心中既希望梁朝能在江陵继续延续,又对严酷的形势无可奈何,诗歌情感只得表现得非常复杂。透过背景可知,庾信诗歌中的哀怨之情不仅是思妇、征人的哀怨,还有更大的哀怨,这种哀怨之情相王、萧二诗流于表面纤靡之风而言,更加深透,更多层次。王夫之评此诗曰:“故人患无心耳,苟有血性、有情如子山者,当无忧其不淋漓酣畅也。”

  四、总结

  总体而言,侯景之乱虽然打破了梁朝安逸享乐的和平,使得京都建康的宫体诗人群四散飘零,宫体诗创作也因战乱被搁置,但萧绎建立的江陵朝廷积聚了建康、荆州两地的文学精英,文人校勘典籍,对书籍四部名称进行了明确标目。

  江陵文学出现短暂的复兴,他们的《燕歌行》唱和活动反映了在相对稳定的短暂时期内,梁末文学出现了宫体诗复苏的迹象。元帝与王褒二人的《燕歌行》延续了梁朝宫体诗的艳丽之风,而庾信的《燕歌行》既有宫体诗之丽,也包含了对时局担忧的复杂情感,相元帝、王褒二人之作更加深沉,此诗可被视为庾信诗歌诗由梁朝宫体走向暮年诗赋的重要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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