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南宋宫廷画师一天工作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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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汴宋皇城倒塌之后,宫廷画师走出宫墙。但走过南宋,当1279年临安宫墙再度塌陷,蒙元以后的悼念者,如何在废墟锋镝的荒烟蔓下,诉说西湖云烟旧梦?
12—13世纪的南宋临安都城充斥着半官方、半民间的轮值、当班、和雇制度。三种制度的灵活施展,让南宋朝廷运筹帷幄,随势遣调画师入宫。画家十三科替代了画院,成为新兴的组织形式。不于宫内肇建画院,让十三科画师于民间自组团体。当画师下班回家,归返民居,一幕幕江山娇丽的盛世图像,传播至民间晓谕百姓。画师笔下的《诗经图》卷、《孝经图》卷、《女孝经图》卷、《中兴瑞应图》卷、《道十三赞图》轴、《迎銮图》卷、《望贤迎驾图》
轴、《孔子暨七十二圣贤图》是帝王喉舌的宣传利器,的宣传海报,较冗杂文字更美观、更自然,更能形象地揭橥君王昌德。
这一群群南渡后各便逐罢的技术性团体,薪俸微薄,与民共栖,却心中惦念君王朝廷,因为他们入宫当差时随驾侍君。在失去了实体机构后,御前画师走出宫墙,御前乐师于市井弹琴,御前供话巡回说书,御前杂剧于瓦肆勾栏搭棚卖戏,艺冠群芳的知名技术人,于是散居厢坊街衢,替朝廷节省大笔住宿金。他们不再受皇家培训,却坚韧自发地授徒传艺。画师凝结十三种绘画教科,乐师依笛、
筝、鼓、瑟等不同乐器,以散乐十三部各自传艺,是临安京师各地,存在一群群散置各地,各自教育,既又合作,既宫廷又世俗的娱乐文化创作团体。小团体成员的凝聚力多以家族姻亲关系为纽带,扬名京城的技术性家族,有时亦开班兼收徒弟,成为声势浩荡的教科班底。
小团体的学员有远离天颜,湮没终生的平民画匠;有宁愿在临安街坊“开市铺,卖画扇”也不愿入宫当差的民间高手(如赵彦);也有经遴选擢赐、兼具皇家御用身份的御前画师、御前应制、御前供话、御前乐部伶官、御前杂剧。蛰居民间的宫廷画师们,往来穿梭于勾栏瓦肆,目睹见闻世俗生活的街头卖艺、村童嬉戏、货郎摊贩、作坊商铺,于是最通俗的街景,变相幻化为绘画主题。骷髅戏、针灸、卖眼药、唱赚人、跳大傩、纺麻纱、路歧人均可入画,青、菜蔬、昆虫、蟋蟀、蚱蜢、水牛等生灵万物一一乍现为神端妙笔。他们化归于市井生活,他们披挂了宫廷官职,生活于民间的根性使通俗性、劳动性题材更甚于北宋。
然而事物的权衡有利有弊。由于南宋宫廷画师不居住宫廷,相较于北宋,栖息民间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业余生活更自由,而半官方、半民间的两栖性质亦让其班社组织、经济收入、雇募生态、群我关系朝多元化发展。在北宋,画院画师受宫廷技职培训,教育、学习由宫廷一手包办,却也相对受皇令如山的严厉训督。
徽宗朝院画师凛惧帝王的召对质询,“若召对不时,恐被(帝)顾问”,若有疏失扣减月俸, 若犯过错辄“其罪重者,
亦听奏裁”,交付有司审判裁决。院画师刘益“病赘异常”,故而始终畏谒龙颜;宝箓宫“绘画皆出画院,上时时临幸,
稍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院画师戴琬技高一筹,求画者众,遂遭徽宗“封其臂,不令私画”,强制禁止其幕后交易。当我们观察到徽宗朝院画师的规制与惩戒,我们也同样关心南宋:北宋画院众工,必先呈稿,然后上,为什么南宋文献却鲜少记录南宋画师呈稿上,严遵祖制的规矩?北宋院画师战战兢兢、
戒慎恐惧的皇权圣谕也同样为南宋宫廷画师担忧顾忌了吗?南宋画师可曾感受到催逼甚紧的皇权压力?而南宋皇家对旗下支使的宫廷画师,究竟能维持何种程度的绝对性、强制性与向心力?
南宋罢废了奢侈性机构,却开启了宫廷画师“随奉使补官”奉使出疆奖酬之路,让画师更彻底为国家所用,空间场域更为开拓。“轮值”“当班”“和雇”
等制度的灵活施展,让南宋朝廷运筹帷幄,随势遣调画师入宫。而即便南宋不复置画院,宣和朝“睿思殿命待诏一人能杂画者宿值,以备不测宣唤”之轮值经验仍能汲取。徽宗的便殿为睿思殿,有“宣和间专供御画”的刘益、富燮,任“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祗应”。
睿思殿每精选一位画师, 于帝王殿前的轮值制度,
被聪明地承袭下来,成为南宋御前画师的历史原型。然后我们亟切追寻:与机灵、变、现实、功利的南宋朝廷相对应的南宋画师,是怎样的命运?后世如何看待他们?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南宋宫廷画师的调度机制于朝代鼎替之际,部分随制度延续至新朝,再经由历朝选择性修订。然而此种制度修订的抉择机制,未必被史官逐一详述,未必为文人或民间所察知。官制机构的立法者、审订者,掌控在极少数朝臣手里,但画史著录者,却多为另一批远在江湖的文人家,而非此批机要朝臣。元、明、清等画史著录者,对南宋宫廷的掌故既然无缘知情,又如何书写这段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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