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牛的地位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皇帝连老丈人的面子都没有给

　　大家好，这里是为什么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古时候牛的故事，欢迎关注哦。

　　唐 戴嵩《斗牛图》

　　走进任何一条美食小街。

　　放眼望去，与牛肉有关的美食可谓皆是：兰州牛肉拉面、加州牛肉面、烤牛肉、炸牛排……

　　这种高蛋白、低脂肪、味道鲜美的肉食深受老饕食客的追捧。

　　然而在古时候，古人虽然也知道牛肉至上美味，却不能轻易获得食材，以饱口腹之欲。

　　因为在工业不发达的古时候，宰耕牛吃肉属于违法行为。

　　以下配图《五牛图》局部

　　01

　　国宝级动物

　　元朝农业专家王祯在《农书》中说：“农为牛本，有功于世”。

　　数以千年农耕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

　　历代治者充分认识到保护耕牛，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因而促使耕牛大量繁衍生息，成为国宝级的保护动物。

　　《礼记》记载：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代，规定“诸侯无故不牛”，也就是说省部级封疆大吏都无权轻易牛，就更谈不上吃牛肉了。

　　只有国家最高才可以在春秋两个季节，宰牛、羊、豕(猪)等三牲祭祀天地、祖宗，称作“太牢”或“大牢”，诸侯祭祀称作“少牢”。

　　只有羊、豕两种动物，大夫只可用一种动物祭祀，但绝不是牛。至于平民百姓就只能以面食等祭祀了，想吃到牛肉谈何容易。

　　汉朝时，《汉律》严格规定：

　　“不得少齿”就是说不可以宰青壮的耕牛，老病的牛可以宰，可是牛老肉也老，蒸不熟煮不烂，对老饕们不大。随便了青壮的耕牛，搞不好要掉脑袋，“王法禁牛，犯禁之者诛”。

　　隋唐、两宋、五代十国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提升，对耕牛的保护加大了力度，老弱病残的耕牛也不允许屠宰，只有自然死亡后的耕牛允许百姓食用。

　　02

　　《太平广记》记载：“阮倪者，性特害。因醉出郭，见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归，为炙食之。其后倪生一子，无舌，人以为牛之报也。”

　　讲述的是一个叫阮倪的人割掉牛舌烤着吃了，后来生了个孩子天生没有舌头，遭了报应。

　　这个段子虽然很假，但从侧面足可看出古时候人们对耕牛的重视程度。

　　古时候保护耕牛除了发展农业之外，还有另一种原因。

　　马在冷兵器时代，是战争不可或缺的国家级战略物资，而牛同样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律疏议》记载：“马牛军国所用，故与余畜不同。若有盗牛者，徒两年半。”

　　牛不仅可以拉车运输物资，死去仍然可以服务于战争，牛皮、牛筋可制作战靴、铠甲、束带、缰绳、马鞭、等。

　　民间耕牛死亡，牛皮牛筋必须无条件上交官方，倘若匿被发现，轻者挨顿板子，严重的要判刑并处罚金。

　　五代十国时期，后周郭威曾经下令：百姓有田五十亩者需上交牛皮一张，就是防止军用物资流入国外。

　　03

　　上行下不效

　　北宋初年的《宋刑》有严格规定——“诸故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牛马者徒一年”。

　　南宋时更为严厉：“诸故官私马牛徒三年”，这里说的是宰自家的耕牛，如果是偷盗宰人家的耕牛，判处“决脊杖二十，随处配役一年放。”

　　咸平六年(1003年)，宋宗下了一道圣旨：严禁耕牛和食用牛肉，禁食珍禽野味，杜绝饮食奢侈之风，保护耕牛，发展农业。

　　宗皇帝还带头不吃牛肉，当时的开封皇宫御膳房记录：每年要消耗四十三万斤羊肉、四千斤猪肉，却无一钱牛肉。

　　官场上层流行吃羊肉，老百姓却坚持“以牛肉为上味”。

　　不让牛和买卖牛肉，民间的需求反而增大，黑市就猖獗起来。

　　很多敢于冒险的投机商人开始以牛卖肉为业，老百姓也有很多人公然违反禁令。

　　大吃特嚼牛肉，开封、洛阳一带牛肉摊子铺面随处可见，以至于出现“一乡皆食牛”的壮观场景。

　　04

　　老百姓难道不怕法律严惩吗?

　　当然害怕，不过买卖双方交了一定数额的“牛肉税”之后，地方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廷禁令形同虚设。

　　地方官员的腰包鼓了起来，朝廷禁止牛吃肉的一纸禁令就变成了擦屁股纸，一文不值。

　　但也有正直的官员看不下去了。

　　天圣九年(1031年)，山东莱州知府张周物向仁宗皇帝汇报工作时提到：“朝廷禁止耕牛，可是下边官员“牛肉税”照收不误，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皇帝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心里叨叨：拿朕的话当狗放屁了!

　　牛肉税自此取消，牛吃肉等违法现象才有所收敛。

　　在宋朝时自己家的耕牛有多严重?《宋史》中也有相关一段记载：

　　包拯任天长县知县时，发生一起盗割邻居牛舌案。

　　有一天，某农夫前来报案，声称自家的耕牛被人给割掉了舌头。

　　包拯告诉他：“第归，而鬻之。”——你回家吧，把老牛了卖肉。

　　农夫说：“那我不犯法吗?”

　　包拯说：“官府同意就不属于违法了，你回去啥也别说，专等着割牛舌的人自己出来。”

　　农夫果回去牛卖肉，有个地痞屁颠儿屁颠儿，跑到县衙状告农夫牛。

　　包拯嘿嘿一笑：“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

　　05

　　从元朝开始，到明清时期，老了病了、不能继续劳作的的耕牛是允许屠宰食用的。

　　但需要经过官方确认，并由官方一宰，牛的主人也不可以自作主张。

　　《元史》记载了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一道诏书：

　　“盗牛马者劓[yì](割鼻)。盗驴骡者黥额(刺面额涂墨)，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

　　起宋朝以前，处罚相对减轻了很多。

　　清朝嘉庆年间，嘉庆帝的岳父——陕西道监察御史花良阿奉旨巡视西域，经过调查上了一道折子：建议把宰的牛、由蒙古贩运的食用牛与中原农耕的牛加以区别对待，不应搞一刀切，否则的话，影响国家税收增加。

　　嘉庆帝以“国家税出入岂系此区区”为由，驳回奏折意见，还贬官以为惩戒，一点面子也没给老丈人。

　　由此可见，耕牛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