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篡位 司马家篡魏和曹丕篡汉究竟差在什么地方

　　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司马家篡魏，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最晚从南北朝开始，甚至在两晋之间，世人便经常把曹和司马懿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和王莽、董卓一类的篡国大盗，而无论是曹魏还是晋朝都属于来路不正的王朝。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深入，后世对曹氏代汉越来越表现出宽容、认可的态度，而对司马家篡魏却始终持批评、否定态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其原因，或许在以下4点：

　　司马懿与曹

　　政权的合法性不同。东汉末年诸侯并起、四分五，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混战不已，都想过一把称王称帝的瘾。此时，作为国家“法人”的汉献帝空有“天下共主”的头衔，却根本没有号令天下的能力，他的政令甚至在都城内都无法推行，可谓“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见《三国志·卷一》注引《魏略》)。此时的汉朝已失去治合法性，实际上已经灭亡。

　　但即便是如此，胸怀天下、心忧黎民的曹还是愿意保留、保护汉献帝，并打着他的旗号剿灭群雄、一中原，让东汉王朝成功地续命30多年。按照“能者居其位”的原则，作为帝国实际上的“法人”，曹完全有资格称帝建国，这也符合大多数国人的期望，根本不存在任何篡逆的成分。所以，等到曹事业的继承人曹丕代汉称帝后，史家便尊奉曹魏而非蜀汉为正，由此可见一斑。

　　魏文帝曹丕

　　跟汉朝的终结不同，曹魏始终没有出现分崩离析、民心思乱的情况，其治的合法性得到国内各阶层的一致认可，并不存在改朝换代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父子完全是凭借着各种不要脸、无下限的手段，完成了对曹魏政权的篡夺，其性质无异于强夺国家“法人”地位。纵观晋朝的创建过程，期间充满了太多的阴谋诡计、巧取豪夺和无情戮，正因得国历史如此不堪，被后世口诛笔伐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对待皇帝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古时候中国，君臣大义是的普世价值，各种关系必须围绕这个前提进行构建，否则必会造成动荡、国家解体。而君臣大义的核心便是人臣必须忠于帝王，任何冒犯、忤逆皇帝的言行，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遭到世人的口诛笔伐。正因如此，尽管汉献帝只是一介傀儡，但曹对待他可谓仁至义尽，而曹丕称帝后，更是给予他最高标准的礼遇，开新朝之君待之君的先河。

　　司马懿父子剧照

　　反观司马懿，虽然在执政期间没有废黜魏帝曹芳，但他肆意专断朝政、清洗政敌，俨然是把小皇帝当成了摆设，而他的两个-司马师、司马昭，所作所为则更为可恶。司马师当政时公然废黜曹芳，而司马昭在掌权时更是在光天化之下弑皇帝曹髦，开人臣弑君现象的“先河”。从对待皇帝的态度来看，司马懿父子的行为极其残，性质极其恶劣，如果不遭受后世的唾骂，简直没有天理。

　　对待反对者的态度迥异。如何对待反对者，既是考察一个家气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标尺。曹在崛起、掌权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的政敌和对手，而反对他的名士更是大有人在，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危机，并屡屡将他逼上绝境。虽然如此，曹却能守住“少、止”的底线原则，非到万不得已，不会死反对派，更不会将其灭门，而曹丕亦是如此。这是曹父子的过人之处，屡屡为后世所称道。

　　曹剧照

　　但在司马懿父子看来，既然要铲除对手，那么就应该把跟他沾亲带故的所有人都处死，而且不分主从、亲疏，直得对手人头、断子绝孙才满意。后世的斗争之所以没有底线，正因司马懿父子开了“先河”，而魏末晋初名士群体中，之所以会盛行放浪形骸、消极避世的现象，原因便是司马懿父子实施“白色恐怖”所致。正因如此，后世对司马懿父子痛恨不已，连带着对晋朝也不会有好感。

　　治理的能力差异很大。曹魏是在东汉王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它的诞生终结了中原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使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被摧毁的生产得以恢复，文教事业得以存续，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来讲堪“黄金时代”，这无疑增加了曹魏代汉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曹魏总能通过战争或外交途径化解边境危机，使中原免于蛮夷的侵略，同样值得后世称道。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反观晋朝，虽然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的局面，但由于晋武帝的制度设计严重失误，刚一登基便大封宗室、子侄为诸侯王，并让他们领重兵、镇守地方，结果造成诸王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不仅如此，晋武帝还忽视边境危机，允许五胡大规模内迁，由此给帝国种下灭亡的诱因。果不其然，晋武帝死后不久，大规模的“八王之乱”便爆发，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更要命的是开启了极度混乱的“五胡乱华”时期。

　　五胡十六国形势图

　　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双重打击下，风雨飘摇的西晋帝国崩溃，并在316年被匈奴人建立的汉赵灭亡。这个异常短命的大一王朝，从创建到灭亡仅有51年时间，如果按一中国的时间算起，则只有37年时间。由于晋朝如此短命，并且其灭亡给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史家对晋朝没有好感，后世对司马家充满鄙夷，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史料来源：《晋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