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明朝做了超大的贡献,为什么去世后还会被清算?

  张居正的故事大家的了解吗?今天为什么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说到张居正很多网友想到的可能就是辅佐大臣,很厉害的一位了,而且他的改革可以说是帮助明朝做出了超大的贡献的,万历新政他还的是功不可没啊,所以这个人从这些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位功臣了,但是如果知道张居正的网友可能会发现,张居正死后是遭遇了清算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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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嘉靖帝在位时间颇长,他一共做了四十六年的皇帝,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朱翊钧四十八年的在位时间。他活着时,几十年不上朝,虽然早年有杨廷和等官员帮助治理国家,但是随着“大礼议”的纷争,皇权与阁权互相对抗越来越严重,一大批有经验的官员纷纷倒台。

  这时,曾经支持他观点的官员迅速得到了拔擢,填补了倒台官员的位置。可是或明或暗的争依旧对抗,愈来愈朝中官员的向心力。嘉靖帝无法彻底消弭对立,干脆躲在深宫沉迷于炼丹,不再过问国家大事。到嘉靖中后期,他将权力直接交给严嵩等官员,纵容其纵国家权力达二十年之久。

  严嵩与其子严世蕃、赵文华等,倚仗权势,排斥异己,而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严嵩倒台后,抄家时,搜出的黄金多达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两,珍珠宝玩更是不计其数。明朝外部有鞑靼的不断入侵,内部又有权臣乱政的侵蚀,使得大明朝愈来愈虚弱不堪、危机重重,饶是如此,嘉靖帝还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连海瑞都感叹“嘉者,家也;靖者,尽也”。

  嘉靖死去后,穆宗朱载垕登基,改年号为“隆庆”,隆庆元年,穆宗提拔已经四十三岁的张居正为礼部右侍郎,接着改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又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穆宗不停的提拔张居正,是有原因的。在穆宗未登基前,为裕王时,张居正便担任过他的“讲官”。所以作为穆宗的老师,入阁虽然较晚,资历也不算深厚,但却深得穆宗信任。

  穆宗上台后,启用一批有能力官员,开始清理前朝的一些弊病,一度还较有成效,被后世赞赏为“隆庆新政”。可是穆宗身体不好,又沉迷女色之中,滥用媚药,执政六年便匆匆死去。

  穆宗死后,“人”明神宗朱翊钧才十岁,张居正看到施展抱负的时机已经来临,便联络宦官冯保,赶走首辅高拱,自己担任内阁首辅,开始掌握大明朝的实质的最高权力,这一掌权,时间长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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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柄悉以居正”后,张居正以诸葛亮为学习榜样,辅佐幼主,开始了历史有名的改革。

  张的全面改革,涉及到经济、、军事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经济上开始着力扭转嘉靖朝以来的民穷财竭与松弛的局面。以隆庆五年为例,当年明朝全国的财政收入才十万两,但是支出却高达四百万两。张居正认为,财政亏空到如此地步,首先开发财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而要挽救财政危机,必须要从开源与节流两个方面下手,进行系的整顿。

  农业,增加财政收入,只能在土地上开源,张居正便启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潘季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筑堤坝三百多里,堵塞决口一百多处,用完备的堤防把黄河约束在原来的河道,以水攻沙,使河道畅流,解除了多年水患。同时改革税制,重新丈量土地,明朝时赋役以黄册为标准,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田赋和丁役,而在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大地主拥有数量庞大的土地资源,但仍然把一部分赋税转嫁给农民头上,造成产去税存、赋役不均的弊病,这样一来更使得农民不堪重负。张居正命令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责成官吏追缴欠税,从而在一定程度打击了地方不法的豪强权贵,减轻了农民的浮税。

  经过三年的清查土地,查出了大批隐瞒的征粮地,在这基础上,张居正正式推行他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明神宗万历九年,亦即公元一五八一年,张居正下令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一条鞭法”的内容在《明史·食货志》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工。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未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简单的说,“一条鞭法”把力役合并为田赋征收,一律交纳银两,并且以州县为单位,计算服役数目,赋役银两的征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种种弊病。这是中国赋税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的带来好处,除了一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端,减轻了贫苦农户的负担。另外,因为役银由户、丁作为征收对象改变为以丁、田分担,也使得商人减轻了负担,赋役征银,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相对的放松了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张居正除了经济上改革,同时也对机构进行整顿,他说:“国之安危,在于所任”,官吏的廉洁与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命运。他下令裁减部院诸司的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并且对各州县的生员进行考核,严格控制地方生员,不合格的分别充吏和罢黜为民。

  这样的做法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整饬了士人的风气。张居正的改革,并非开创新的制度,只是想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提员的行政工作效率,所以他创立了“考成法”,督促公务,考核官吏。他让中央各部门,把待办的公务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的收发文本,用来留底,备注和送内阁查考,严格确立期限完成来往公事。按月考查,每年总结,凡是发现有拖延积压的公务,论罪处理,这样一来,让那些庸庸碌碌、敷衍塞责的官员感到了压力,从而大大提高了的工作效能。

  神宗时期的外患,主要是来自北方的蒙古大军和东南沿海的。张居正在为了减轻边疆敌人对明朝的军事压力,选派戚继光等的得力的将领在边境地带“积钱谷,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积极练兵备战,重修要塞,这样一来不仅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又达到了在边疆加强防御力量的目的。而在东南沿海一带,则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张居正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的边患,边疆一度非常稳定。

  张居正的“改良运动”,效果越来越显示出来,嘉靖、隆庆时期,明朝的财政年年亏空,经过张居正一系列改革整顿后,已经出现盈余。太仓粟可支十年,国库也积金四百万两。《明通鉴》说:“是时帑充盈,国最完富”,固然有些夸大,不过中央财政大为改观却是不容置疑的。军事上,张居正当政以前的“虏患深,边事久废”的局面,已经改变。当时广东农民不断,张居正用稳定压倒一切方法,要求提督两广军务的凌云翼“大事芟除,见贼即,勿复问其向背”,凌云翼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于四个月俘斩四万二千多农民。其手段之狠辣也是让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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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对于从前张居正牵制他的权力记忆越来越反感。此时,曾经在张居正当政时被冷落和打击的官僚也纷纷攻击张居正,贪财蓄疑,贤杂用的朱翊钧便在张居正死后的九个月,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官秩,接着又查抄了张居正位于江陵的家。长子张敬修,全家害致死的有十余人。张居正曾经提拔的官员一个个的被“斥削殆尽”。张居正的改革主张,也大多被取消。

  此后不久,神宗朱翊钧沉湎于奢侈腐朽的生活之中,不理朝政,不见群臣,甚至连“太庙亦不亲祭”,益,矛盾愈加激烈,而明王朝则在他的折腾下也渐渐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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