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明朝做了超大的贡献，为什么去世后还会被清算？

　　张居正的故事大家的了解吗?今天为什么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说到张居正很多网友想到的可能就是辅佐大臣，很厉害的一位了，而且他的改革可以说是帮助明朝做出了超大的贡献的，万历新政他还的是功不可没啊，所以这个人从这些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位功臣了，但是如果知道张居正的网友可能会发现，张居正死后是遭遇了清算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明朝嘉靖帝在位时间颇长，他一共做了四十六年的皇帝，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朱翊钧四十八年的在位时间。他活着时，几十年不上朝，虽然早年有杨廷和等官员帮助治理国家，但是随着“大礼议”的纷争，皇权与阁权互相对抗越来越严重，一大批有经验的官员纷纷倒台。

　　这时，曾经支持他观点的官员迅速得到了拔擢，填补了倒台官员的位置。可是或明或暗的争依旧对抗，愈来愈朝中官员的向心力。嘉靖帝无法彻底消弭对立，干脆躲在深宫沉迷于炼丹，不再过问国家大事。到嘉靖中后期，他将权力直接交给严嵩等官员，纵容其纵国家权力达二十年之久。

　　严嵩与其子严世蕃、赵文华等，倚仗权势，排斥异己，而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严嵩倒台后，抄家时，搜出的黄金多达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两，珍珠宝玩更是不计其数。明朝外部有鞑靼的不断入侵，内部又有权臣乱政的侵蚀，使得大明朝愈来愈虚弱不堪、危机重重，饶是如此，嘉靖帝还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连海瑞都感叹“嘉者，家也;靖者，尽也”。

　　嘉靖死去后，穆宗朱载垕登基，改年号为“隆庆”，隆庆元年，穆宗提拔已经四十三岁的张居正为礼部右侍郎，接着改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又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穆宗不停的提拔张居正，是有原因的。在穆宗未登基前，为裕王时，张居正便担任过他的“讲官”。所以作为穆宗的老师，入阁虽然较晚，资历也不算深厚，但却深得穆宗信任。

　　穆宗上台后，启用一批有能力官员，开始清理前朝的一些弊病，一度还较有成效，被后世赞赏为“隆庆新政”。可是穆宗身体不好，又沉迷女色之中，滥用媚药，执政六年便匆匆死去。

　　穆宗死后，“人”明神宗朱翊钧才十岁，张居正看到施展抱负的时机已经来临，便联络宦官冯保，赶走首辅高拱，自己担任内阁首辅，开始掌握大明朝的实质的最高权力，这一掌权，时间长达十年!

　　“大柄悉以居正”后，张居正以诸葛亮为学习榜样，辅佐幼主，开始了历史有名的改革。

　　张的全面改革，涉及到经济、、军事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经济上开始着力扭转嘉靖朝以来的民穷财竭与松弛的局面。以隆庆五年为例，当年明朝全国的财政收入才十万两，但是支出却高达四百万两。张居正认为，财政亏空到如此地步，首先开发财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而要挽救财政危机，必须要从开源与节流两个方面下手，进行系的整顿。

　　农业，增加财政收入，只能在土地上开源，张居正便启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潘季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筑堤坝三百多里，堵塞决口一百多处，用完备的堤防把黄河约束在原来的河道，以水攻沙，使河道畅流，解除了多年水患。同时改革税制，重新丈量土地，明朝时赋役以黄册为标准，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田赋和丁役，而在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大地主拥有数量庞大的土地资源，但仍然把一部分赋税转嫁给农民头上，造成产去税存、赋役不均的弊病，这样一来更使得农民不堪重负。张居正命令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责成官吏追缴欠税，从而在一定程度打击了地方不法的豪强权贵，减轻了农民的浮税。

　　经过三年的清查土地，查出了大批隐瞒的征粮地，在这基础上，张居正正式推行他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明神宗万历九年，亦即公元一五八一年，张居正下令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一条鞭法”的内容在《明史·食货志》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工。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未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简单的说，“一条鞭法”把力役合并为田赋征收，一律交纳银两，并且以州县为单位，计算服役数目，赋役银两的征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种种弊病。这是中国赋税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的带来好处，除了一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端，减轻了贫苦农户的负担。另外，因为役银由户、丁作为征收对象改变为以丁、田分担，也使得商人减轻了负担，赋役征银，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相对的放松了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张居正除了经济上改革，同时也对机构进行整顿，他说：“国之安危，在于所任”，官吏的廉洁与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命运。他下令裁减部院诸司的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并且对各州县的生员进行考核，严格控制地方生员，不合格的分别充吏和罢黜为民。

　　这样的做法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整饬了士人的风气。张居正的改革，并非开创新的制度，只是想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提员的行政工作效率，所以他创立了“考成法”，督促公务，考核官吏。他让中央各部门，把待办的公务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的收发文本，用来留底，备注和送内阁查考，严格确立期限完成来往公事。按月考查，每年总结，凡是发现有拖延积压的公务，论罪处理，这样一来，让那些庸庸碌碌、敷衍塞责的官员感到了压力，从而大大提高了的工作效能。

　　神宗时期的外患，主要是来自北方的蒙古大军和东南沿海的。张居正在为了减轻边疆敌人对明朝的军事压力，选派戚继光等的得力的将领在边境地带“积钱谷，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积极练兵备战，重修要塞，这样一来不仅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又达到了在边疆加强防御力量的目的。而在东南沿海一带，则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张居正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的边患，边疆一度非常稳定。

　　张居正的“改良运动”，效果越来越显示出来，嘉靖、隆庆时期，明朝的财政年年亏空，经过张居正一系列改革整顿后，已经出现盈余。太仓粟可支十年，国库也积金四百万两。《明通鉴》说：“是时帑充盈，国最完富”，固然有些夸大，不过中央财政大为改观却是不容置疑的。军事上，张居正当政以前的“虏患深，边事久废”的局面，已经改变。当时广东农民不断，张居正用稳定压倒一切方法，要求提督两广军务的凌云翼“大事芟除，见贼即，勿复问其向背”，凌云翼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于四个月俘斩四万二千多农民。其手段之狠辣也是让人侧目。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对于从前张居正牵制他的权力记忆越来越反感。此时，曾经在张居正当政时被冷落和打击的官僚也纷纷攻击张居正，贪财蓄疑，贤杂用的朱翊钧便在张居正死后的九个月，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官秩，接着又查抄了张居正位于江陵的家。长子张敬修，全家害致死的有十余人。张居正曾经提拔的官员一个个的被“斥削殆尽”。张居正的改革主张，也大多被取消。

　　此后不久，神宗朱翊钧沉湎于奢侈腐朽的生活之中，不理朝政，不见群臣，甚至连“太庙亦不亲祭”，益，矛盾愈加激烈，而明王朝则在他的折腾下也渐渐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