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因帮李陵辩护而受刑，那么此事是否另有隐情？

　　提起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我们会想起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的《史记》，也会想起他在四十八岁时遭受的残暴屈辱的宫刑。《史记》一书正是在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发奋努力完成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太史公一生实的写照。大多数人都知道司马迁是因帮被俘投敌的李陵辩护而受刑，那么此事是否另有隐情呢?让为什么重温那段历史，探究司马迁为何为冒死李陵辩护，而汉武帝又为何动怒处以重刑吧。

　　一、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之始末

　　李陵的知名度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李陵的西汉名将李广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关。”中的“飞将”便是指李广。司马迁曾说李陵“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西汉二年，李广利讨伐匈奴，汉武帝命令李陵在后面“将辎重”，李陵不愿意，自请当一面，于是他遂领五千名步卒深入疆界。结果这支步兵恰好遇上了匈奴大队，李陵及其部下在当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然而由于寡不敌众，李广利又拒绝发兵救援，李陵一支孤军只能且战且退，最后全军覆没。

　　李陵没有以身殉国，而是选择了“一失足即成千古恨”的投降一途。消息传到西汉朝廷后引起汉武帝震怒，朝堂之上，看武帝眼色行事的满朝文武自然也对李陵发出义正辞严的谴责，一致要求予以严惩。只有司马迁对此持不同看法。但他一是碍于人微言轻，考虑到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不起作用，二是怕与大多数朝臣的意见相左，于是而隐不发。汉武帝发现朝臣中只有司马迁未表态，特意召他询问，司马迁于是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陷入不测之罪。

　　二、司马迁冒死辩护之因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对辩护一事做了如下描述：“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

　　由此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辨护的理由有三点：一是他品格高尚，“有国士之风”;二是李陵投降是出于万般无奈，身不由己，但他内心还是向着故国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所谓“欲得其当而报汉”;是他尽管在这场战役中失败，但也给了敌人重创，“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另外，笔者认为此时的司马迁入世不深，阅历太浅。太史令的职务打交道的是以往留下来的文献典籍，司马迁终沉浸在与古人的对话中，对于现实中官场的黑暗，人心的叵测了解太少，所以他敢于面对盛怒的汉武帝说出自己内心的实想法。

　　三、汉武帝判以重刑之因

　　什么是宫刑呢?宫刑，也被称为腐刑，是古时候一种的残酷肉刑。郑玄给《周礼·秋官·司刑》作注说“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遭受宫刑后的司马迁悲痛欲绝，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写道：“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在当时官居太史令，而且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为什么会因几句劝谏而遭此惨祸呢?

　　汉武帝给司马迁的罪名是“沮贰师”和“诬上”。征伐匈奴李陵只是偏师，而主力大军则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和宠臣李延年的长兄。司马迁渲染偏师李陵苦战的功劳，自然就轻视冷落了李广利这个天子的宠臣，这就是所谓的“沮贰师”。同时，司马迁既然反复申张李陵的对汉忠义，极力说明李陵失败投降的不得已，那么失败的责任只有归在汉武帝给他的兵太少，又不派得力的人去接应，从而使这支小部队孤军无援。于是，李陵败军的责任很自然地就归到朝廷方面来了，这就是所谓的“诬上”。这两项罪名可是实实在在的戳到了汉武帝的痛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汉武帝对司马迁的不满积蓄已久。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有很多进步的但是不能为当时所容的观点，如肯定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同情汉朝酷吏治下爆发的农民等。司马迁有一种敢于坚持实理、秉笔直书的精神，他批判汉帝国的黑暗面，揭穿当时某些圣君贤相们的种种阴私，表现对当时儒学掩饰下的酷吏的反感，这些都是不能被汉武帝以及他所宠用的将相们所容的。据卫宏《汉书·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可见，汉武帝判次重刑也是新仇旧怨一起发作的结果。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拜读太史公的《报任少卿书》只觉字字泣血，不禁被其中的慷慨情怀感动。宫刑没有毁掉司马迁，反而让他发愤著书，在极度的和精神的屈辱中完成了《史记》这一著作，这种精神让今天的我们唏嘘不已，也值得我们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