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宋朝的祖宗之法？揭开宋代史之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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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各层级权力结构的分立与集中、quot;守内虚外quot;格局的展开、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官僚机制运作过程中上下左右的维系，乃至赵宋王朝的兴与衰等等，处处都会遇到所谓quot;祖宗之法quot;的。

　　宋代史中诸多事端的纽结正在于此，或许可以说，离开对于quot;祖宗之法quot;的深切认识，则难以正透过表层问题，揭开宋代史之奥秘，同时也难以正把握宋代制度史之精髓。

　　宋人心目中的quot;祖宗之法quot;，是一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

　　从根本上讲，是当时的文化传与、制度交汇作用的结晶，其出发点着眼于quot;防弊quot;，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格局与秩序的稳定。应该说，quot;祖宗之法quot;是赵宋多年以来动态累积汇合而成的。
在古时候历史上，历国者所颁布的具有本朝特色的律令规则，常被称之为quot;祖宗之法quot;乃至quot;祖宗圣训quot;。引述祖宗朝的典制法规，以其作为事务的裁断准则，这种作法，前代亦有，并非首见于宋。然而，将其凝聚为至高无上的原则精神，奉扬为一个朝代神圣的号召，大到朝廷决策的依据，小到任用官员，凡事举述quot;祖宗之法quot;，宋代最为强化突出的。这种动辄引述列祖列宗的作法，在其後的元明清诸代，也都曾对当时的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quot;祖宗之法quot;，在宋代曾有很多不尽相同的提法，例如quot;祖宗法quot;、quot;祖宗家法quot;、quot;祖宗之制quot;、quot;祖宗典制quot;等等。诸多说法的共同之点，在于对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
把宋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概括，将其称之为quot;祖宗典故quot;、quot;祖宗之法quot;，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始于北宋宗时期。

　　揭举这一旗帜的直接创意者，应当说是有宋一朝著名的quot;贤宰相公quot;李沆、王旦等人以及一批矢意于治的士大夫。尽管宋代有些士大夫徵引《诗》称周武王quot;绳其祖武quot;、成王quot;不愆不忘，率由旧章quot;以及quot;毋念尔祖，聿修厥德quot;等辞句，
作为奉行祖宗法度的理论依据，但事实上，quot;祖宗之法quot;在当时的提出，显然并非光大儒家理念的直接产物，而主要是在长期实践中酝酿反思的结果。
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後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自宋太祖始，即经常与臣僚谈及如何使子孙世代谨守开国以来所创立的法度。

　　绍兴初年，宰相吕颐浩曾与宋高宗说起太祖时的一件事：
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书数百通，其一有云：quot;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quot;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太宗的即位，经常受到非议;他的施政作风，也与太祖有诸多不同。但是，作为五代塑就的最後一代精英人物的代表之一，他凭借自己的经验，继承了其兄长开创的稳定趋势，成功地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的可能。从宋朝quot;文治quot;传之形成过程来看，太宗的所作所为，影响太祖更为直接。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对臣僚们说：
中国自唐季，海内，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

　　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太宗立三子寿王为太子，同时改其名为赵恒。当时，他的後背，特别说明了改名之深义：quot;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quot;此事对于宗赵恒影响颇深，他作皇帝之後，曾经有建议增损旧政者，他即举述此事作为拒绝的理由。

　　宋宗即皇帝位后，曾制书中强调说：
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此後，在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登极赦中，说quot;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quot;,英宗嘉祐八年(1063年)即位诏中，也说quot;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quot;。

　　这类规范一律的语言，并不仅止是表面文章，而是为当时国家局面的定下了基调。
北宋建国以後，立足于矫枉防弊，创法立制，形成了一套富于针对性、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宋初通过阶段性目标集中、quot;先其大纲quot;、重在维系制约的一系列措置，相对平稳地再度实现了中央集权，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练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北宋的治阶层及士人们都怀着很高的历史成就感。北宋前期的诸多制度，应该说并非绘制蓝图之後的全盘重塑，而是适应新的形势，在中晚唐以来诸项制度基础上逐步变通、有因有革的结果。

　　宋朝的quot;祖宗之法quot;，事实上既非预先完整制订，甚至也并非完成于太祖太宗两朝，这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观构想的结果，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不断的融汇、确认而丰富起来的。
在晚唐五代激剧的变革过程中，士人中quot;清流quot;quot;浊流quot;、quot;文学quot;quot;吏治quot;、quot;文章quot;quot;经术quot;之类传分野受到了强烈冲击。北宋前期，决策层的构成者们虽往往以进士起家，但多数长于吏干，是饶有应付事变的实践经验而理念色彩并不非常浓厚者，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空泛的道德问题。

　　他们中的多数以纯诚勤勉、渊默温恭而著称;其佼佼者，例如虽quot;寡学术quot;而quot;习吏事quot;、果断深沉的赵普，quot;周知大体，多识旧章quot;，谨慎凝重的吕端，quot;居位慎密，动遵条制quot;，以防微杜渐为念的李沆，被誉为quot;有之文，负经邦之业quot;、quot;以儒学吏才张为国器quot;的王旦等人，对于quot;祖宗之法quot;的形成及其提炼概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所谓quot;祖宗法度quot;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或许可以说，他们就是祖宗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quot;人格化quot;体现，quot;祖宗之法quot;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并且得以贯彻的。

　　“祖宗之法”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之为神圣以後，宋人对于祖宗之法的理解愈益机械、凝滞，立国初期注重实际的合理务实取向反而不得发扬。而正以天下为己任、具有气魄的改革家则往往受到疑忌，被认为触犯了祖宗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