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末ldquo;东林rdquo;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组织？

　　我们读明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明末的“东林”明明一直在和“阉”作斗争，可以说是正义的化身，而且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和文官集团的精英，最终却还为何落下一个“误国误民”的名声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东林”这个组织背后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看看“东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明末万历皇帝在位时，由于皇后多年不育，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制规定，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却故意迟迟不立太子，目的是想立其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子福王朱常洵。所谓“皇帝不急急”，一帮大臣打着“国本”(古时候有“太子者，国之根本”的说法)的口号屡次上奏要求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弄得万历皇帝很不高兴。皇帝一不高兴，自然很多人就要倒霉了，一些参与这次“国本之争”的大臣被贬的贬，罢的罢，其中就有一个叫顾宪成(曾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的大臣也被革职了。

　　回到老家以后，官场失意的顾宪成闲来无事，便决定办一个学堂讲学，一来可以赚些零花钱养家糊口，二来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可谓一举两得。刚好他的家乡无锡有一处宋代学者杨时曾经讲学过的“东林书院”，于是他和弟弟顾允成重新修缮了一下书院，使之重新开张。从此以后顾宪成自号“东林先生”，后来又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学者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加上他们兄弟俩，一共八个人，人称“东林八君子”。于是一群失意文人就这么形成了一个叫“东林学派”的学术团体，他们有一副对联想必大家都很熟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由“东林先生”顾宪成本人撰写的对联就刻在学院的大门口，相当于是“东林书院”的“校训”。

　　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他们不单单局限于讲学，还经常一起讨论时局，甚至引起了部分在职正直官员的共鸣，于是“东林学派”逐渐由一个相对单纯学术团体演变成了一个有着相同见解的派别，很多“东林学院”出身的学生后来也都走进了官场。他们被当时掌权的“阉”及其羽称为“东林”(当然是互相贬称，谁也看不起谁，一边是一群，一边是一群失意文人)，那时候东林人提倡的内容主要是：求务实，实学实用，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商业税等等。

　　就在顾宪成等人的“东林”初具规模的时候，另一部分在职官员也形成了诸多以籍贯命名的“派”(并不是正的政，而是一些想要抱团取暖的官员)，其中有“浙”、“齐”、“楚”等等，他们还和“阉”勾结，共同打压“东林”，基本上占据了朝廷大部分重要官员的位置。万历、天启时期，东林人一度被打压得非常凶狠，特别是天启年间“九千岁”魏忠贤掌权的时候，著名的“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
顾大章)就在这段时期遇害。他们因为魏忠贤获罪，结果一个一个死得惨，其中左光斗在探监时发现他的老师杨涟已经被折磨得“骨断筋折、血肉俱脱”，可谓惨不睹，这一切后来都被写在了他的《左忠毅公集》之中。

　　被打压的这段时期，东林人表现出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可以说代表着当时明朝知识分子的“脊梁”，是人们同情、爱戴、拥护的对象。自从崇祯皇帝继位打击魏忠贤及其羽以后，东林人趁机站上了明朝的核心舞台，可是他们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带任何来改变，在国家连年战争、国库空虚之际，他们却反对征收商业税(，和商人们串通一气)，支持加重农业税，从而直接导致了明末轰轰烈烈的农民。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争发展得愈演愈烈，所谓“同伐异”，丝毫不顾国家利益，最终彻底沦为了一个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团体。而且在明朝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当然还包括有着“小东林”之称的复社成员)还在和“秦淮八艳”打得火热，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经丢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节：闯王来时，迎闯王，满清来时，投降满清，如此“东林”，着实让人失望不已(当然也有一部分守节殉国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谓“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正是因为东林人过于陷入争以及丝毫不顾国家利益，已经彻底忘记了“初心”，所以他们的下场其实一个个都是可悲的。后世对东林人的总体评价是：如果“阉”是“害国”的话，那么东林人就是“误国”。难怪崇祯临死时前说了一句“文人皆可”，其实这也算是他对东林人的盖棺定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