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认为万历皇帝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呢？

　　自从崇祯皇帝自缢以来，有关于明朝国运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崇祯如何做才能够挽江山于即倒，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些问题虽然没有意义，但是却很有趣味性，不过，说到明朝灭亡的原因，呼声最高的还是万历年间数十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朱翊钧。

　　万历(1573年9月4-1620年8月18)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明神宗一生的治，被历史学家分为了三个阶段：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不过，头十年的奋发图强恐怕还是张居正的功劳，所以一旦皇帝自己亲政，他懒的本性马上全部显露。但是，懒皇帝虽然很多，可是“万事不理”，堂堂的天子居然“”，却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原来，这与神宗朝的一件大事“国本之争”有关。

　　所谓“国本”，就是指的太子的人选。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来说，皇位的继承人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算得上是国家的根本，所以，被称为“国本”。一般来说，立太子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也就是说皇后所生的自然会是太子，若皇后没有，就立皇帝的长子为太子。明神宗的皇后王氏没有，他的长子是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于是，按照惯例，他就应该立这个为太子。但是，皇帝宠爱的却是第三子朱常洵，因为，这个是他心爱的郑贵妃所生。

　　万历六年(1578年)，小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王氏，同时选取“九嫔”，郑氏就是九嫔之一。神宗皇帝的王皇后容貌平常，又秉持着传的“妇德”，皇帝对她不感兴趣，却对机智聪敏的郑氏非常宠爱，平时一般都在她宫中留宿，妃嫔无一人能及。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神宗马上册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但这一晋封却引起了宫廷内外的纷纷议论。李太后像

　　原来，在皇帝大婚之前，他有一次到母亲李太后的宫中给她请安，忽然一时兴起，看上了太后身边一个姓王的宫女，就和她春风一度。事后，皇帝还挺不好意思，不敢让李太后知道，他大婚的时候所纳的“九嫔”中也没有她。但是，这位王宫女不久怀孕了，李太后向皇帝询问这件事情，他还不肯承认，后来拿出纪录皇帝行踪的“起居注”一对期，才没话可说。李太后却没有生气，倒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抱上孙子了，非常高兴。于是封那个宫女为恭妃。后来，她就给皇帝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虽然如此，但皇帝却并不喜欢这个王恭妃，那次“临幸”她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等到有了心爱的郑氏，就更是把他们抛到一边。现在郑氏也给他生了一个，他便立刻封她为贵妃，而早就生了的王恭妃，却没有这种待遇。于是在朝野上下看来，这就是皇帝打算废长立幼的标志了。

　　其实，不论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现在都还不过是小孩子，也分不出什么好歹。或许在皇帝看来，到底要立谁是自己的家事，当然是由自己说得算。但那些大臣们可不那么想，有明一代的大臣们是受理学影响极深的，对于维护礼制有着无的热情。当年就和神宗皇帝的世宗皇帝因为要不要管亲叫的问题大闹一场，气得世宗皇帝在午门打了一百多个大臣的屁股，成为震惊一时的“大礼议”事件。是不是管亲叫不过是个称呼问题，尚且掀起了这般轩然。关系到今后谁是下一任皇帝这样的“国本”问题，就自然更加引起了大臣们的严重关注，于是，当年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奏，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

　　这自然是逆了皇帝的心意，于是这位官员马上被贬得远远的。但是，一个人倒下去了，还有千万个人跟上来。一时间，主张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奏章雪片一般的飞到皇帝这里，弄得他晕头转向，心烦不已。一气之下，恨不得像他学习，把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也送到午门去打屁股。但是，当年明世宗的“大礼议”本来就是众说纷纭，皇帝管亲叫也不是没有一点理论根据;而神宗打算废长立幼，却是一点理都不占，再说他也做不到那么阴刻，觉得这么乱打一气总归不大像是“圣明天子”所为，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不错的妙计——拖。

　　皇帝先是劝大臣们不要着急，皇后还很年轻嘛，万一她将来生下一个，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何必急着现在就立王恭妃的。但是，皇帝自从宠爱了郑贵妃，就再也不肯到皇后那里去，皇后这又从何生起。群臣们不肯上当，皇帝就使出了第二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准备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借口等他们长大些再择其者为太子，以此来搪塞朝臣。结果朝臣大哗，神宗不得不收回前命。后来这件事情一直争论不已，其间又出现了不少“妖书”，影射宫廷嫡庶之争，弄得天下人心混乱。结果还是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出来干预，她问皇帝：“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皇帝慌不择言：“他不过是个宫女的罢了。”李太后本是穆宗皇帝的宫女，因为生了神宗皇帝才被晋封为贵妃，后来即位又成为皇太后的，现在听到皇帝说出这种话来，立刻大怒道：“你也是宫女的!”吓得皇帝赶紧叩首请罪。

　　得到了李太后的支持，又加上群臣的压力，皇帝只好在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十月，怏怏不乐地立皇长子朱常洛才为皇太子。至此，“国本之争”告一段落，朝野上下才算安顿下来。

　　群臣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皇帝却憋了一口气。于是他产生了报复心理：你们既然不让我立喜欢的做太子，那我就“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干脆“”。

　　他想到做到，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对”大臣，于是慢慢地就连内阁的大学士们也很少见到皇帝的面了;后来更是发展到不批奏章，臣下们的奏章一概“留中”不发。皇帝很明白，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贬斥，马上就会给朝臣们找来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们得到了“讪君买直”的机会。现在干脆给他一个不理，让这帮“忠君爱国”的臣子们面对空气作战。至于他自己，就躲到深宫里呆着去了。

　　这一点倒很有他的风范。当年明世宗也曾经一住西苑很多年，不去上朝。但是，世宗皇帝还是肯见见内阁大臣的，奏章也还批复，而且他躲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炼丹药。神宗皇帝又不炼药，他躲在宫里打算干什么，就成为了后代人一直非常关注的话题。

　　有人猜想，皇帝大人大概是抽上了烟，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自然不会再对朝政感兴趣，据说他还给起名叫“福寿膏”。明代中后期以来，对的进口就开始有所增加，对之征收进口税就始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定陵挖掘之后，曾对神宗的骨做过检测，其中果然含有的成分。不过，当时的虽然传入了中国，但一般都是作为药物使用的，非常昂贵，时人称“其价与黄金等”。皇帝服用是否到了成瘾的地步，却也很难断定。不过，《本纲目》在谈到时说“俗人房中术用”，恐怕这才是皇帝喜欢“福寿膏”的原因吧。

　　明神宗沉迷酒色，这也被大臣们的奏折所证实。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所上的那个著名的“酒色财气”疏。其中就提到了皇帝“恋色”的毛病，说他不但迷恋郑贵妃，还养了“十俊”，搞起同性恋来。不过，到了神宗作皇帝的明代中后期，风气已经颇为“开放”，纵情声色成为了一时的风尚，追求酒色财气也被视为人之常情，这一点，在小说《》中就有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当时的士大夫之间，竟有因狎得了性病而写在诗里夸耀的。而且，明代的男风也是盛行一时，小说家冯梦龙曾经编过一本《情史》专门搜集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类叫作“情外”，就是记载着形形的同性恋，他还宣称“世故有癖好若此者，情岂在内哉。”这么看来，神宗皇帝的行为也不算是非常过分，起明武宗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大闹，他这还算是老实的。但是，不管他躲在宫里干什么，这种不负责任的“”，都带来了要命的后果。

　　据记载，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定陵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内阁仅剩下了叶向高一个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文官集团几乎瘫痪。而此时明王朝已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明神宗病逝，十月，葬于定陵。1956年5月，中国考古队开始对定陵进行挖掘。1959年9月，建立定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