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手工业和青铜冶铸的发展如何？反映了夏代经济的繁荣繁荣发展

　　夏朝，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

　　夏代手工业和青铜冶铸的发展。最能反映夏代生产力水平的是手工业，尤其是为王室服务的“尖端”手工业。河南偃师二里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一处布局严整的夏代王都，中部8万平方米范围是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包括数十座大小不同的宫殿基址。

　　南部有青铜冶铸遗址;西北有烧陶的窑址，是制陶作坊区;北部和东部是制骨作坊区。该遗址出土大量石器、蚌器，还有玉器、铜器、漆器、纺织品遗痕等等，反映当时手工业部门很多，而且分工细密、技术高超。

　　制陶是和人们常生活切相关的手工业部门，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就其数量种类之多，制作之精，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尚属罕见，更远远超出前代。获得迅速发展的还有漆器工艺，我国最早的漆器实物发现于公元前4000年的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遗址中。

　　有研究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尧舜时已有漆器，禹时更“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今在有“夏墟”之称的晋西南。山西襄汾陶寺4000多年前的大中型基中已发现大量彩绘木器进入夏代以后，更有了长足进步，二里头遗址中，有些中小型墓都使用漆棺，或还随葬钵、觚、豆、盒、鼓等漆器，还发现雕花漆器的残迹,反映夏代漆器生产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已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玉器在我国古时候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还多用作礼器，是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所以玉器制作也曾属于“尖端手工业”。文献记载夏代的玉器在商周常被视为珍宝。商汤灭夏，又伐三股，“俘厥宝玉”,武王伐纣“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后将“夏后氏之璜”分赐鲁公伯禽。

　　春秋末年，宋桓魅叛乱失败，逃亡卫地，卫国公族“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夏王朝时期的玉器。器类主要有玉戈、刀、钺、圭、琮、柄形器等，都显示了极高的工艺技巧。如玉柄形器上雕琢出兽头形、兽面纹、花瓣纹、凸弦纹等，造型优美，加工精细，通体光洁，看不出雕琢痕迹，制作水平已和现代差不多了。

　　又一玉戈通长30.2厘米，厚0.5~0.7厘米，制作工整精细，器身厚薄不同的部位或有规整的分界线，或作弧形凸起或下凹，线条流畅圆熟，像模压出的一样。还有大量镶嵌用的绿松石片，大小、形状各异，大的如指甲、小的如芝麻，加工上有相当大的难度，但都制作得非常工整、光洁。

　　值得注意的是夏代以前中原龙山文化琢玉工艺并不发达，不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更不上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了距今4000年以降，长江、黄河下游文化显示出相对衰退的态势，而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却出现在中原，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研究者认为，这与夏王朝的建立及其对外战争有一定联系。

　　夏代最重要的“尖端手工业”是青铜铸造业。文献记载夏之方兴，“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又说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此后“九鼎”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夏代是否能铸造铜鼎表示存疑，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证实夏代不仅能铸造青铜容器，而且青铜铸造已具备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和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例如在偃师二里头已发现多处铸铜遗址，最大的一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延用时间很长，有不少作坊和工场留下大量熔铸遗迹。

　　从已发现的实物看，当时铸造的器类有爵、斝、盉、鼎等礼器;戈、戚、镞等武器;铜铃、铜泡、铜牌等饰物。还有各种工具，如钁、凿、錛、锥、钻、刻刀及一批大小各异的刀。其中的铜爵、斝等一般出于小型墓，可见生产量较大。从铸造工艺看，有多合范整体浇铸，也有先分铸再接铸。

　　有的铜刀、戈上铸有花纹，纹间凹槽可能还像青铜牌饰一样镂嵌绿松石，反映了熟练的铸造技术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批不知名的陶范。形制规模前所未见，器型大者，口径达36厘米，有的还带有繁缛的花纹，研究者认为，当时还有一批王室、显贵专用的铜器，较已发现的中小型出土的铜礼器制作工艺还要高一个档次所以关于夏代“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及夏亡“鼎迁于商”的传说是有一定根据的。

　　就目前所见夏代青铜器实物不仅出土于王都，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有铜凿及铸造铜斧的石范,夏王朝时期夷人文化岳石文化遗存中也有铜刀、镞等工具和武器，山东黄县还收集到一件传世铜廠，与岳石文化同类陶器形制非常接近,显示出夏王朝时期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已有广阔的基础。

　　结语

　　夏代的手工业和农业已有了大规模的分工，这进一步促进了交换的发展。文献记载夏代已有了货币，“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海贝与铜爵、陶盉、玉戈、玉钺等礼器放置在一起，有可能是当时的货币此外，随着国家的出现还产生了赋税，除“夏后氏五十而贡”征收土地的什一税外，文献记载“《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39;”，其中的“关”指门关之征,赋税的增多也反映了夏代经济的发展繁荣达到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