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额豹房里究竟住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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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武宗的豹房于正德二年(1507年)开始建造,以后又不断地添造房屋，据正德七年(1512年)十月户部修建豹房工程的报告说:从开工到正德七年),工程5年的时候,费白银24万余两,添造房屋200间。这次所建的200多间房屋,名为“豹房公廨”，虽然叫做豹房，其实就是豢养虎豹猛兽,以供观赏取乐的地方。在这里明武宗暂时摆脱了祖训和朝臣的压力，肆意玩乐。因为皇帝主要居住在这里，这里也成为了当时明帝国的权力中心。那到底豹房究竟都有些什么人，让明武宗乐不思蜀呢?

　　一、宦官

　　在“豹房公廨”中,明武宗一面是大明王朝的皇帝,一面又是豹房的权力主宰者，其下是一群原来与之有伙伴关系的人，在这群伙伴中，以宦官势力为大。诸宦官组成以刘瑾为中心的“八虎”，在豹房中占有很大权力地位,“八虎”以刘瑾为代表，他掌司礼监印,由他审批奏章,后来又从中揽了批红权,这就使司礼监成为外廷内阁之外的另一个中枢决策机构,它实际上借助的是皇帝的决策权。

　　“八虎”中的张永掌握京军团营,丘聚和谷大用掌控着东厂和西厂，而实际上他们掌握着的是臣民的生死大权。“八虎”集团从朝臣手中夺取到朱厚照的信任后,从批红权、军权、监察权到宫廷生活、皇帝起居诸事,大都归这派宦官掌管，这个势力后来虽因刘瑾被清除而暂时被削弱,但宦官专权这一基本情况,终正德朝始终没有多大改变。

　　二、佞臣

　　刘瑾覆灭之后，豹房中权势最大的人就是豹房常事务的大管家钱宁，他是成化朝钱能的养子,刘瑾得势后,钱宁被荐入豹房。他在豹房任大总管一职,豹房内所有戏乐的、佛事的举行、女嬖的引进等等,绝大多数都是由钱宁来掌管,每天在豹房中与明武宗更是形影不离。钱宁依赖他在豹房的权势,足以使其成为当时朝廷最大的纳贿人。或武将要想转为镇守或总兵官,都要向钱宁行重贿，他的权威炙手可热,满朝文武官员大都要承其风旨,不敢有半点反驳。

　　有一件事足以表明钱宁的权势之大，锦衣卫千户王注与钱宁有姻亲关系,平依仗钱宁的势力四处横行霸道，王注平时与一位盲人歌手私人关系甚好,有一次盲人歌手的哥哥与人争斗,未占便宜,就要求王注替他出这口气,王注竟然把与盲人歌手哥哥争斗的人捕来,活活打死，死者家属告到刑部衙门,刑部拘拿王注,将其听候审理。但钱宁庇护王注,不准拘拿到案。

　　刑部尚书张子麟和当管郎中林文攒都知道王注的山是钱宁,所以就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但刑部员外郎刘秉鉴却要秉公执法,执意要拘拿王注,钱宁当然不肯交出王注，刘秉鉴就根据当时百姓的指证,缺席审判了这件人命案。钱宁知道后,勃然大怒,说道:“王注是我的亲戚,谁都知道,为什么刑部官员还敢这么干!这还要我发话吗?”于是命令东厂揭发刑部官员盗用囚粮的事情,把该管主事郑惫德等一批刑部官员下狱,并声言:“刑部的主要官员都得过盗用囚粮分赃的好处,必须严厉追究”。

　　于是包括刑部在内的三法司官员都慌了手脚,说这件事被刘秉鉴做错了,乞求钱宁的宽恕，钱宁坚持必须改变以前的审判,才肯罢休。刑部服从了钱宁的意见,借重审此案为名,诬指被活活打死的那个人是病死的,王注不是凶手,而应予无罪释放;死者家属上告为诬告,被投入狱中治罪，王注被放出来后,大模大样地去拜访三法司的官员,官员待其以上宾之礼。这件案就被这样是非颠倒过来,但钱宁也就消了气,只把主事郑惫德降职调出,算结束盗用囚粮一案。

　　钱宁身为豹房大总管，其权力则是来源于豹房，归根结底来源于明武宗。他利用这个权力，触及明王朝的门，并使司法官员听从其个人意志，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国家的司法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屈从于豹房权力的,这就是豹房的一个特点。

　　三、豹房中的军事大权

　　明武宗在豹房中，对国家的军事权力还是牢牢控制的。这样，就出现了“豹房公廨”中另外一个实力派边军将领。明代的边军专指明王朝在北方防御蒙古的九边镇所属军,这是由明太祖和明成祖父子相继建立起来的军事劲旅。就边军而言，其在武器装备、兵员素质、军事训练、实战经验等方面都超过内地的卫所军队,甚至京军的战斗另也不及边军。

　　从历史的发展看，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要想长期的存在下去，而不发生地方割据或反叛,中央政权就必须保持一种控制地方的强制权力,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更是要有一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强大军队作为后盾。明代在京师的京军三大营就是属于这种据重驭边的禁军性质。但是，蒙古对边境的不断袭扰，使得明代对蒙古的防御又是军事的重点,所以要有强大的军才能保证边境的安稳。

　　京军与边军都是明军的主力,但军力强大的边军对于京军来说又是一个潜在的对手,两者存在着矛盾，所以从边军形成之起,明朝皇帝就立下一条“祖制”:“京军不能调外,边军不能调内”，目的就是为防止“边兵弱则夷狄为患,畿(京)兵弱则边兵为患”，这条“祖制”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既要有一支强大的边军来防御蒙古入侵,同时又不能让它威胁中央的治，“边军不能调内”这一条“祖制”最重要,但是明武宗却彻彻底底地打破了这个规定,依然把四镇边军调入了京师。

　　将边兵调入了京师，发生在正德四年(1509年)到正德七年(1512年)，此时地方上发生刘六、刘七流民，明地方卫所军和被派去的京军皆被流民军队打败，明武宗与豹房诸人就此事商讨，“诸中贵谓此事(剿灭刘六、刘七)非书生所能办，乃命谷大用总督，兵部侍郎陆完提督，驻临清，居中控御。檄宣府游击许泰、永，大同副总兵张复，游击江彬帅边兵入讨之”，调宣府等边镇的边军开赴的主战场。

　　这次调入宣府、延绥两镇边军约0人，兵将领是副总兵许泰和冯祯、游击将军永等人，两个月后，又调入宣府的游奇兵2000人、辽东兵2000人，加上前调边军共约6500人。正德七年下圣旨要求，京营军和宣府的边军要互相对调，以便交换练和驻守。也就是说要打破“祖制”中“京军不外调、边军不调入”的规定，而形成一种京、边军互调的制度。一旦形成制度，则边军入调的行为即成合法。明武宗提出的这个京军、边军互调的意见，遭到李东阳等人的反对，认为这了“祖制”，但明武宗等人在豹房仍然坚持了这个决议，使边军长期留在京师。

　　从此以后，宣府、辽东、延绥、大同的四镇边军便留在京城而不再返镇。“外四家军”由边军将领许泰和江彬掌管。江彬原是宣府总兵张俊的部下,后来以战功升任指挥使。这次随边军入调,在军的过程中表现非凡,得到朱厚照的赏识,遂为入调边军的帅之一,与许泰并列,后来他的实际地位超过了许泰,成为豹房中最有实力的人物。设东西官厅时,江彬担任了西官厅的都督,他实际上成为豹房中军事主管人。“内军”指挥实际上是“八虎”之一的张成。这三支军队轮流在“大内团”,接受明武宗的检阅。

　　朱厚照笼络这批豹房宦官、边帅的办法仍是沿袭其先祖的方式,把这些得宠的豹房骨干收为义子,赐予“朱”姓。在军队中收义子的办法,早在唐末五代就已盛行,朱元璋在和一全国过程中就收了不少义子，这种制度是变相地以建立封建家庭关系来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也用这种手段来加强主帅对军队的控制与指挥能力。

　　武宗充分利用了这种办法,用“赐国姓”、“认义子”等手段来将心腹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二十四,朱厚照宣布一次赐给国(朱)姓的义子名单就达127人之多，这批赐姓义子中,除骨干外,还有一些与宦官有亲属关系或与豹房诸人有特殊关系的人,有人出身奴仆,或是市井的无赖,也有些外族降顺军官等,凡是取得明武宗赏识的,就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义子，这些人都成为明武宗控制皇权的工具。

　　四、总结

　　而由祖训、祖制形成的宫廷规制时时刻刻束缚着明武宗,每天要临朝听政,接受朝臣们的觐见,还有大量章奏文件需要处理,更重要的是这里时时处处都在圣人之训及祖宗规制的规范之下。于是，明武宗特意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脱离祖训管束的地方——豹房，这里也因此成为了明朝的权力中心，各种佞小人围绕着肆意玩乐的明武宗阿谀奉承。